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惟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沉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