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德国进入丹麦，地缘相邻，天象殊异。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就连农家门外的灌木矮墙，也已冻成与泥土同色。因此，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我与丹麦算得上“长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凉季节，这儿竟然一再地成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点不错，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惟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 oehle

schge

）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一个不太在乎标志的国家，终于找到了国家标志。这是由所有的童话集合而成的又一个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