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年前去美国读高中，三年之后的现在，早已经有了自己的新乐队，十九岁，算不上最最年轻，可没什么人觉得我成熟，和倚老卖老正相反，我用尽力气，做着许多离谱疯癫的事，让周围人看到我那么年轻任性，他们或许会羡慕我可以肆无忌惮。

我的膝盖上破了一块，季节不是夏末秋初，也不是深秋寒凉，而正巧是处于这些最中间的、不热不冷的秋天，我背着吉他，不长不短的头发搔着脸侧，我喝了几瓶啤酒。

我穿着宽大的短裤和长袜，穿着一件破了洞的背心，外面一件松垮垮的衬衫，看上去不靠谱，实际上也不靠谱，朋友们有大学生，也有不读书的，还有高中生。

这辈子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喝了很多但没醉，第一次见到frank。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抓着车顶的横杆，起身下车的时候，吉他撞到了他的手臂，我才注意到他。

“sorry”我说。

那时候，我想的居然是我的英文还不错，留学带给我的除了英语口语，冒似不剩什么，眼前的老外有几乎一米九，像时装周秀场里最正经的那位模特。

没打算再和他对话。

“没关系。”他的中文过于标准，发音几乎接近于母语者水平，后退半步为我和同伴让路，这时候，我才更认真地看了一眼他的脸，然后，将视线挪开，钻出不算拥挤的人群，往车门那边去了。

我几乎忘记了他。

frank捡到了我落在地铁上的身份证，第二次见面，他穿着冲锋衣和牛仔裤，坐在派出所走廊的蓝椅子上，抬起手腕看了一次时间。

“左渤遥。”当民警把身份证递给我时，frank以平静的语气念我的名字。

“谢谢。”

第二次见面，仍旧没多少交流，我对世界漠视，frank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从此，我记住了他，知道了他叫frank，是德国人，在海淀上班。

我没爸，有个很厉害的妈，她揉我的头还没揉狗温柔，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又换个方向躺下，妈无奈地“啧”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