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明要在这个时候跟自己的大债主开战，的确是一种很不理智的行为，主战派看到的是将海汉军赶回金州的可能，而主和派却认为这是在给海汉提供一个向大明动武的充分理由。

跟海汉全面开战，对现阶段的大明来说无异于自寻死路。大明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虽仍占优，但综合国力其实已经比不上正在高速推进工业化的海汉，军事实力的差距更是已经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几乎看不到任何胜机。

而陈一鑫其实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与大明撕破脸面，他治下的地区如今与大明北方的贸易往来已经颇为密切，一旦两国开战，将会遭受损失的可不只是大明，贸易活动停滞也将会给海汉造成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

仅马家在山东登州地区经营的各种进出口贸易，每年的交易额就多达百万两白银，而登州地区至少有过半人口的生计是直接或间接与两国贸易相关，陈一鑫不得不考虑到战争所将造成的负面影响。

原本两国在辽东湾附近剑拔弩张，但双方考虑了各自处境之后，最终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平解决当下的局面。

1647年冬，两国派出代表在大辽河畔签署协议，以大辽河入海口为界，河口以南地区为海汉实际控制区，以北为大明实际控制区，双方军队不得擅自越界行动。

当然这种纸面协议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双方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也都只是考虑到各自处境的权宜之计而已，一旦缓过劲来，这协议也只会像1639年所签署的金州和约一样被直接无视。

而唯一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的便是清廷了。据说摄政王多尔衮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痛斥大明缺乏血性，不敢对海汉动武。

但骂归骂，满清跟海汉的贸易却不能就此停下来。自1639年金州和约签署之后，满清便与海汉开展了正式的双边贸易。靠着每年输出的大量农林产品，满清也获得了海汉提供的各种廉价工业品和深加工后的农产品。

数年下来，在海汉的有意安排之下，很多满清权贵已经习惯了享用海汉所产的各种商品，同时也在这些贸易活动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即便如今吃了败仗连京城都丢了，满清这些权贵也还是惦记着贸易活动不能停，专门在沈阳以西的山区中开辟了一条南下通往辽东半岛的秘密货运通道，以保持与海汉的商品往来。

海汉与满清保持贸易往来的同时，又在向大明提供军事援助，让大明得以在战场上对清军形成压制态势。站在满清的立场上，当然巴不得大明和海汉因为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但这似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好在海汉还是遵守了承诺，大明攻占沈阳之后，海汉便立刻停止了对大明的军事援助，这让满清总算是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但满清现在已经失去了黄海渤海地区的全部出海通道，因此如今就连食盐也得要通过与海汉的贸易来获取，对这层贸易关系的依赖度也比前几年更高了。而与之形成对应的是，海汉的各种商品价格都水涨船高，满清在以物易物的贸易中只能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换取自己所需的货物。

类似盐、茶、烟、酒、糖这些商品，此时的价格就比一年前翻了至少一倍以上。这就意味着以马牛羊等牲畜为主要资产和输出商品的满清，其资产价值在很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大幅贬值。

对于满清这种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不久的国家来说，几乎从未经历过这种经济危机，也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在不能切断贸易往来的情况下，也只能硬生生地被海汉以剪刀差的方式收割财富。

如果满清此时能够再多几个贸易对象，那或许还能缓解这样的状况。但问题在于与其相邻的国家就这么几个，除了海汉之外几乎全是不死不休的仇敌，此时根本无法开启别的贸易渠道，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贸易对象。

当然了，即便大明和朝鲜愿意与其贸易，那些海汉所独有的商品也难以通过别国渠道买到，最终仍然还是得求到海汉这边，老老实实地按照海汉的条件进行交易。

陈一鑫在辽东买进卖出，收割满清的财富，这中间所获的利润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与大明的贸易。

同时满清的国力衰退也造成了大量汉人自发经由山区往南逃难，陈一鑫现在无需发动军事行动，每年便有成千上万的汉人自行涌入辽东半岛地区，选择投靠海汉获取庇护。

与此同时，海汉在朝鲜北部的经营也已经开始进入到收获期。大同江下游以海汉军事基地为中心的产业区初具规模，每年的产出占到朝鲜盐产量的三分之一，铁矿石产量的五成，煤炭产量的五分之一。

而这一地区随之发展起来的造船、冶炼、兵工等等产业，更是凭借引入海汉的先进生产技术，成为了朝鲜半岛的工业中心。虽然这里的技术水平还远远无法与田独那样的地方相提并论，但对于17世纪的朝鲜来说，却已经算是超越时代的存在了。

但朝鲜国其实并未完全享受到这些先进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在海汉的严格管控之下，朝鲜国只能优先获得这些地方的产出，却无法自行掌握其生产进程。当初李凒自作主张发兵攻打满清的影响依然未能消散，哪怕他后来用了各种办法来表明对海汉的臣服，但执委会已经认定这个国家不能给予百分百的信任，因此在类似航海、军事、金融、文化等领域对朝鲜制定了极具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以保证这个藩属国不会再有逾矩的行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