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6章

1627崛起南海 零点浪漫 3296 字 3个月前

简单来说,就是锁了国,但又没完全锁。而在这个阶段,由幕府直接掌管的长崎港,就成为了日本国对外的主要贸易港。

而对于长崎的地方官府来说,如何妥善处理跟海汉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海汉商家在长崎港的贸易活动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额,甚至掌握了一部分商品的定价权,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当地的市场运转。如果海汉商家退出长崎市场,那也将会给长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与此同时,佐世保基地的存在也是让长崎当局如芒刺在背,随时都在担心被海汉军来个一锅端,毕竟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平户这个先例,要是海汉真动起手来,长崎当地的武装力量肯定难以做到自保。

怕你不来,又怕你乱来,这就是当下长崎当局处理与海汉关系时的心态。所以当佐世保湾的海汉驻军规模突然大增,长崎当局便立刻紧张起来,赶紧派了官方代表过来试探口风。

但石成武所给出的这个答案显然并不在长崎当局的预计范围内,小崎成二郎对此也是半信半疑:“为何在此之前贵国提交的访问申请中,并未提及有武装舰队随行,也没有阁下所说的这些贸易项目?”

石成武耐心解释道:“前日抵达佐世保基地的这支舰队中,有一部分是接下来将要前往大洋彼岸的王安国将军所率部队和移民船队,还有一部分是跟随我们进行出海训练的朝鲜水师舰队。剩下为数不多的海军舰船,才是负责保护使团出行期间安全的随行舰队。这次只是恰逢其会,几支舰队为了便于行动合并在一起而已。”

当然了,石成武口中的“为数不多”,那也只是相对编制庞大的东海舰队而言,对长崎当局而言,却已经不啻为一支具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了。

见对方似乎仍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话,石成武只好把陶弘方推到前面:“这位是我国商务部的陶弘方陶大人,此次出访日本期间所要谈判的贸易项目,都是由陶大人负责。”

陶弘方知道石成武的意图,便主动解释道:“我国近年来与长崎港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为了给这些跨国贸易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我国特意准备了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不过因为我国执委会的审核手续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之前递送贵国的公文中没有提及到这些项目。”

陶弘方说罢,命人取来了一个公文簿子,翻开第一页,放到小崎成二郎面前道:“阁下可以看看。”

小崎成二郎定睛一看,这一页上的内容都是目录,而每个条目的确都是与长崎相关的贸易项目。特别是石成武先前提及的跨国贸易船班,上面便列有山东芝罘港,浙江舟山定海港,台湾岛鸡笼港等多处港口。

他待要伸手去翻看后面内容的时候,陶弘方却已适时将簿子抽了回去:“其中详细内容,须等使团到了长崎面见你家大人之后方可透露。”

陶弘方的做法也无可厚非,这些都是涉及重大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在双方头面人物会谈之前,自然不能随意对外透露。

不过陶弘方能拿出白纸黑字的公文来,已经是让小崎成二郎信了八成。别的项目先不说,那几条通达大陆多个重要港口的船班要是能固定下来,便足以让长崎的贸易规模更上一层楼了,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至于佐世保的驻军规模会不会因为这支庞大舰队的到来而发生变化,那已经不是小崎成二郎当下关心的问题了。长崎港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贸易,只要这个聚宝盆能源源不断地产生经济收益,那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先放到一边。

小崎成二郎来的时候心怀忐忑,走的时候却是兴高采烈,甚至不顾天色已晚,还是选择了连夜乘船返回长崎。

“还以为这是跑来兴师问罪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发走了。”陶弘方对于这样的态度转变有些不以为然,有对马藩的折服在前,再看长崎使者的表现,他认为跟日本人打交道并不困难。

石成武笑道:“日本人畏威而不怀德,重短利轻长害,只要对其施压,再诱之以利,基本都能管用。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你得比他强才行,你要是打不过他,那他可就是另一幅嘴脸了!”

陶弘方担心这种说法会让天草四郎不高兴,还朝石成武挤眉弄眼,示意他不要说得太过分。但没想到天草四郎对此完全不以为意,还点头赞同道:“正是如此,日本目光短浅者甚多,又好为一时之利赌上身家,老夫年轻的时候便是如此,否则也不会闯下弥天大祸。”

天草四郎所说的“弥天大祸”,自然是指他年轻时被海盗裹挟至南海,误打误撞去了榆林湾打劫却被穿越众俘获一事。那时候为了谋生铤而走险,后来回想的确是胆大包天之举,如果不是穿越众心存仁慈,他和高桥南在那时就应该已经没了。

不过此时的天草四郎对那段经历和自己曾经的身份早已释怀,早就把自己视作海汉一员,并不会觉得石成武的形容有什么不妥。

使团在佐世保湾待了整整七天,如果不是王安国一直催促,大概还得再耽搁几天才会出发。

在联合舰队出发的前一天,最新一期出版的《海汉时报》送抵了佐世保湾,使团的相关报道也在头版占据了一个角落位置。不过因为时效性的缘故,报道的内容还是他们访问朝鲜汉城期间。但年轻的官员们都是首次看到自己的名字登上《海汉时报》的头版,因此也是大感兴奋。

日本国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对外政策非常微妙,一方面从1631年至1639年连续发布了五次锁国令,对外国商船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甚至一度禁止所有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而另一方面在国内需求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又不得不给予海汉贸易特权,允许海汉商家在指定的数个港口城市从事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