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皇帝啊，他们不玩这个变精神病这一套了，就改成了搞禅让制。

就像宋光宗。

头一天晚上刚睡着，第二天起床，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太上皇了。

估计宋光宗当时心里边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刺激，所以他最后可能是真的疯掉了，疯到连宫女、宦官看了他都害怕了这样一个地步。

宋宁宗因为他是比较支持北伐的，所以说他十一个儿子（其中两个养子，九个亲生的），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他唯一还有另外一个活下来的养子，本来是要立为太子的。

结果呢，强行被后工和文官集团联起手来给废掉，又重新换了一个叫赵贵诚的人上来。

此人就是后来的宋理宗。

所以皇权这个事，在文官信团势力强大的前提下，也基本上是属于被拿捏的。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文官集团的势力之盛，犹如一股不可小觑的暗流，悄然间塑造了皇权的轮廓，甚至在某些时刻，将皇权的尊严与权威冲刷得几近无存。

这不仅仅是明朝与宋朝的特有现象，而是贯穿多个朝代，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态的普遍规律。

文官集团的权柄之重，犹如山峦叠嶂，遮蔽了皇权的天空，使得帝王们的命运多舛，成为后世史家笔下一抹难以抹去的苍凉。

这不仅是权力斗争的缩影。

明朝的文官集团，以其深厚的学识、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构建了一个几乎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力体系。

他们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网络，这些官员们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维护着文官集团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虽贵为九五之尊，却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向文官集团妥协，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手中操纵的傀儡。

而宋朝，则更是将文官政治推向了极致。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起，宋朝便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文官的地位被空前提高，他们不仅掌握了国家的行政大权，还逐渐渗透到了军事、司法等各个领域。

在这样的环境下，皇帝们的命运似乎更加多舛。

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文官集团的种种限制与掣肘，还要时刻提防着被文官们以“疯病”、“禅让”等名义架空或废黜的风险。

而两宋时期疯了和禅让的频繁上演，不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文官集团对皇权进行深度控制的一种体现。

皇帝们仿佛置身于一场精心设计的棋局之中，每一步都身不由己，最终只能黯然退场，将天下拱手相让于那些幕后操盘的文臣。

皇权的沉浮似乎成了文官集团手中随意拨弄的棋子，其影响力之深，可见一斑。

文官们不仅以笔墨为剑，更以智慧与权谋编织出一张庞大的政治网络，将皇帝们或温柔地束缚，或冷酷地推向边缘。

相比来说，南宋的皇帝们，面对文官集团的强势，似乎更加懂得审时度势，学会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或是被文官集团精心设计的禅让仪式推向幕后，成为名义上的太上皇，实则已失去实权；或是在子嗣问题上遭遇重重阻挠，亲生的血脉难以延续，只得依靠养子维系皇室香火。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深刻干预与控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悄无声息地塑造着历史的走向。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文官集团的强势并非没有代价。

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朝政，却也抑制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

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内忧外患时，文官集团的保守与妥协往往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文官集团的应对之策显得苍白无力，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

江载信谁的不好，非要信这帮文人的，还想将大元帝国变成赵宋王朝。

这不是脑袋里有坑吗？

就这样的人，江鸿飞怎么可能让他有机会当皇储，甚至都不可能让他摸到皇权。

这么说吧，也就是高梁听话，江鸿飞顾及自己的发妻的感受，否则，就江载的表现，江鸿飞早就将他给下放到无关紧要的地区，让他自生自灭了，不可能再给他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