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站台上格外的热闹，那些来接人的几乎站满了每一个空间，还有穿梭在其中的商贩，大多是在推销一些工艺艺术品。人声鼎沸的样子，显出首都的不凡。铁路职工的售卖车上是花生、瓜子这些东西，几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坐在连着五六个空车厢的低矮站台车上，这是去行李车厢的。

陶花雨觉得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木然，这也许是她自己的想法吧。看着所有接车的人，虽然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然而，从他们畏畏缩缩的神情上，却看不到稍微的喜悦。天空中的太阳这个时节还是很毒辣的挂着，这是正午。

一个粗大的柱子下，摆着一张红漆桌子，桌子的两边竖着两根杆子，扯着一幅红布，上面是剪纸的“欢迎清华大学的新生在此报到”条幅。在桌子边上，五个青年学生正在东张西望。陶花雨想着，他们应该是前来迎接新生的。于是她走了过去，对着其中一个戴眼镜正看着她的男生浅浅地一笑说道：“我是新生。”

那个男生本来就在注意漂亮的陶花雨，此刻听她主动说是新生，马上露出热情的微笑，并伸手接过了陶花雨的行李箱，略显腼腆的说道：“这位女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系的？我们是专门在这里迎接今年的新生的。欢迎你。”

“我叫陶花雨。”陶花雨的脸上带着很甜的微笑，然后仔细的看着那个小男生，看样子比她要稍微大一点，应该是大二或者大三的。他的样子很英俊，细长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黑边眼镜，很古董的样子，或许应该叫做有一种书卷气。他有1米75高了，穿着很朴素的浅蓝色衣服，裤子也是浅蓝色的，很像普通工人家庭里出来的孩子。陶花雨又看了一眼他的长相，脸庞微胖但是白皙，头发很短，这是不喜欢把过多的时间放在打扮上的男孩，可是头上很干净，有一种香皂味儿透出来。他的浑身上下看着都是那么的淳朴整洁。

知道他们还在等其他的新生，陶花雨就站在桌子边，不再说话。这时才到了中午，午饭在车上已经吃过了，她看到桌子边也有几个纸饭盒，估计他们也是刚吃过。

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男女学生，都是清华大学的。然后车站就安静下来，这一趟列车的乘客也都走光了。

太阳很毒，桌子边没有遮挡。陶花雨却静静的站着，那个男生和他的几个同学轮流在几把椅子上坐一下，新来的七八个新生和陶花雨站在一边。地上放着七八个行李箱，还有几个大包，那是新生的父母给孩子带着的物品，无非是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吃食，或者就是床上的小物件。陶花雨的行李箱里有一床薄薄的被褥，那是妈妈准备的，还有一个花格子的床单，一个小枕头。妈妈说，北京比福州冷，但是那里都有暖气开放，应该很舒服。而且，现在还是夏季，等放寒假的时候，再带一些厚点的被褥和衣服。

所以，陶花雨的行李箱很轻，没有再放什么东西，他的挎包里是自己喜欢的书，还有一本新买的日记本。她喜欢写东西，而且已经有四本写满的日记本了，她把这些日记本放在家里自己的书桌里，有一个小小的锁子锁着。

北京好像比福州还是要气温低一些，陶花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这个闷热的夏季，还是让她出了一身细汗。可是看着那些接新生的男孩子头上的汗珠直流，所以虽然感到热，她也什么不说。倒是后来的几个新生，已经有些受不了的直喊着“太热了太热了，什么时候才走啊”。

十五分钟后，又来了一趟列车，是广东方向开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布满了站台，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又有十几个新生过来报到，还有学生过来问其它大学有没有接学生的，在哪里。但没有人搭话。

陶花雨很奇怪，一直没有看到其它大学接学生的点，按说都应该有的。那一年，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等这趟列车上的乘客也都走了，一个男生说道：“嘉巍，我看车不多了，老实说我们就等了这趟列车，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被呼做“嘉巍”的正是那个戴眼镜的小男生，陶花雨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这些男生的招呼下，大家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站台上的一个铁皮房子里，然后带着所有新生出了站台。在车站广场上，“嘉巍”让大家等着，说再有十分钟，学校有车来接。“呼啦啦”的一阵后，新生都跑到一个水泥的墙边躲避太阳了，这时正好那里有一大片阴凉。

陶花雨不紧不慢的也走了过去，她从来都不匆忙，即使在躲雨的时候，也是不慌不忙的走过去。爸爸说，这个丫头天生的是一个沉得住气的孩子。

“嘉巍”和他的同学们在墙边探头张望，好像是害怕学校的车过了点，过了站，把他们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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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陶花雨听到“嘉巍”时，心中有一刻的不安，这个男孩叫“嘉巍”，难道真的是“许嘉巍”？可是，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她的挎包里还放着父亲临来时交给她的一封信，信是爸爸的故交许伯伯写来的。陶许两家是三十年代在广州时的老友，同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中，虽然是很低级的军士，但也算是国民党的元老。后来，孙先生北上后病逝在北京了，随即发生了太多的变迁，陶花雨的父亲脱离了军队，回到了福州，借着祖上的福荫开起了钱庄，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终究没有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而且，他与曾经并肩战斗的许东川还断了音信，始终也不知道他后来到底怎样了。解放后，他接受了资产的改造，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市民阶级，过着安稳的生活。因为他的家业本来就不大，所以没有被为难。他的两个儿子，陶花雨的大哥和二哥解放前都已经结婚，所以用陶老先生分给的一部分家产，就移居到澳洲了。陶花雨是老来得的女儿，被视为掌上明珠。他也是做好了守着这个女儿养老的。

半年前，一封来自徐州的信，给陶家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波澜。那封信就是故交许东川写来的，信中没有过多的说几十年前分手后的境遇，只是说通过一个偶然的巧合，打听到故友的消息，经过核实知道了地址，故而来信。

接信后的一天，陶先生把女儿叫到身边，说了与许东川的过去。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出头，有一身热血，要为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于是一起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军队，然后他们在一个班里相识，在一年多的转战当中结成了生死弟兄。然而，那年月军阀混战、各为其主，虽然孙先生被视为大家共同的领袖，却又各怀鬼胎，所有军阀都秉承“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思想，根本没有什么共和思想，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遂使很多人脱离而走，而孙先生也不幸病逝。陶许二人不愿意为军阀卖命，也看淡了纷乱的战事中那些你上我下的尔虞我诈。于是，他就悄悄的离开了，并且从此不再张扬，故而能静静的在福州过了四十多年。那许东川也断了四十多年的音讯，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火车“嗤嗤”地喘着粗重的气息，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陶花雨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的箱子，又拉了拉身侧的挎包，跟着人流一起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