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早起，老板娘令二姐夫将烟，用一小三轮车从家中拉出来摆上，午饭由老板娘给送到摊上。二姐夫每日销货要做记录，晚上收摊时，再连同记录及烟一起，送到老板娘那里，吃完饭便回化工大学内休息。货缺的多了，老板娘就带着二姐夫一起去拿货，但大多是老板娘自己一个人去进货，隔三差五盘个存对个账。工资是每月一发，但听二姐夫说，自己干了三个月，没领过满月的工资，因为每回对账都差，而差的账，就得由自己的工资顶上，核算下来，每个月也就领个二三十块钱，顶多够个零花钱，所以自己也没攒到钱。听二姐夫这么一说，我给他一分析说，这个工作你不能干了，就算干的时间再长，也拿不到钱，你想啊，每天卖完货，老板娘就过来和你一起，把烟弄到她的家里，早晨才从她家里把烟拉出来，烟在他家里搁一夜，你知道她中间都做了什么手脚呢，如果说偶尔差个一点半点的那也正常，可是每次对账都差钱，每月还正好将要把你的工资顶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你还说老板娘对你好，给你吃的挺好，没想想那吃的是你自己的钱吗。二姐夫一听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辞去这个工作，也不知道再上哪儿找去。我说你先别急，要不动声色的先干着，我就是想出来自己创业的，等我找到门路了，看看是否一起干，你再辞工，至少现在有地方吃住。二姐夫说有道理，二姐夫又说，现在你还没想好干什么，暂时先别租房，先住到我这里吧，反正那学校里，一间房一张床，就我一个人住，我跟老板娘打个招呼，就说你从老家刚来，还没找到工作，临时住上几天，等找到工作了就走，不也省点钱吗？我说那当然好了。于是我便在二姐夫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之后又和二姐夫谈起了，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谁知二姐夫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也没有办法。看到二姐夫那紧皱着眉头，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便跟他说，别担心，我会想办法把钱给要回来的。
估摸齐该下班了，我便找了个公用电话，给他打了过去，跟他讲，我暂时先落脚二姐夫这里，请他不要担心。齐听后，又详细问了我这一天的经过，我便将从他那儿出来之后，来看了二姐，及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和他简略的说了一遍，齐听了之后，也十分恼火，说干了活还有不给钱的，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给要回来，今天太晚了，明天下午我提前请会儿假，你等着我，咱们俩一块儿去，把二姐的工资讨回来。
晚饭后，齐和我如约相见，商量着如何去把二姐的工资讨要回来。
那里是有名的浙江村，就是说，方圆几个村子里，除了本地人，基本上都是他们浙江的老乡。我跟齐介绍着情况，听二姐说，那个老板五十多岁，说话挺横，且那接连几家住的都是他侄子亲戚什么的，二姐走的时候，他拽着二姐的包不让走，二姐怕挨打，也没敢反抗，后来还是趁其不备，偷偷溜走的，更别提要钱了。齐听了我的介绍说，听起来那个老家伙不是个善茬，但我们讨要工钱，又不是去找事的，自古干活给钱，天经地义，我们不必怕他。我说那是当然，但说归说，我们毕竟不了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得不防着些，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齐接过我的话茬道，对咱们要带点什么趁手的东西，万一要真打起来了，好能防身呀。说完东瞅西瞧的找了一遍，也没有什么称手的物件，只见桌子上有把一尺来长的西瓜刀，便将其拿在手里挥舞一下说，哎呀太薄了些，看着明晃晃的挺唬人，其实就是一件薄铁片儿，不过这好歹也算是一件利器吧，关键的时候拿出来，或许能应付一下。我说就这么拿着也太显眼了，别在裤腰带上太长，衣兜里装不进去，也不能就攥在手里呀，我这有一件夹克衫，要不你把它套上，将刀放到怀里，别人轻易就看不见了，只是这天儿可能会有些热。齐听后说，热就热点吧，那也比让人家看见了好啊。于是齐便套上那件夹克衫，将拉锁拉到胸口处，挡住刀片儿，我呢，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合适的东西，突然想起，白天见房外墙根儿有一堆沙子，灵机一动，便来到房外，抓起几把粗些的沙砾，装在衣兜里，跟齐说，咱们要先礼后兵，开始一定礼貌的跟人家好好说，如果不行说崩了，真动起手来，我会掏出兜里的沙子，趁人不备时扔到对方的脸上，毕竟人家人多，我们不能跟他们恋战，一定要找机会跑出去，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万一警察来了，你要想办法把这西瓜刀丢掉，最好别被人发现了。
大概晚间九点多钟，小齐和我来到二姐工作的地方，让她带着我们去找那个欠工资的人。二姐担心的跟我们说，要跟人家好好说，给钱就接着，要真不给就不要了，千万别闹事儿，那个老板房东的儿子是派出所的警察 。 我说请二姐放心好了，我们会把握好分寸的，是警察好啊，更让我们放心些，他们不至于在警察家里胡作非为吧。
我们三人走进了，一个房屋显得有些拥挤的大院子，二姐用手指了指那排，中间两间亮着灯的屋子说到了。
我轻轻敲了几下那虚掩的门。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声音。您好！我可以进去吗？随着一阵脚步声，还飘出了一句我没有听懂的方言，屋门打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疑惑的看了我一眼，随即又看见跟在我们身后的二姐，似乎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没有说话，便转身进了屋子，转而又似乎有些慌乱的跑到屋外，冲隔壁屋喊了两声，虽然我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她肯定是在叫人过来，之后斜眄了我们一眼，便进了屋去。二姐压低了嗓门跟我们说，这位是老板娘。我点了点头，随即跟进屋去。
每日早起，老板娘令二姐夫将烟，用一小三轮车从家中拉出来摆上，午饭由老板娘给送到摊上。二姐夫每日销货要做记录，晚上收摊时，再连同记录及烟一起，送到老板娘那里，吃完饭便回化工大学内休息。货缺的多了，老板娘就带着二姐夫一起去拿货，但大多是老板娘自己一个人去进货，隔三差五盘个存对个账。工资是每月一发，但听二姐夫说，自己干了三个月，没领过满月的工资，因为每回对账都差，而差的账，就得由自己的工资顶上，核算下来，每个月也就领个二三十块钱，顶多够个零花钱，所以自己也没攒到钱。听二姐夫这么一说，我给他一分析说，这个工作你不能干了，就算干的时间再长，也拿不到钱，你想啊，每天卖完货，老板娘就过来和你一起，把烟弄到她的家里，早晨才从她家里把烟拉出来，烟在他家里搁一夜，你知道她中间都做了什么手脚呢，如果说偶尔差个一点半点的那也正常，可是每次对账都差钱，每月还正好将要把你的工资顶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你还说老板娘对你好，给你吃的挺好，没想想那吃的是你自己的钱吗。二姐夫一听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辞去这个工作，也不知道再上哪儿找去。我说你先别急，要不动声色的先干着，我就是想出来自己创业的，等我找到门路了，看看是否一起干，你再辞工，至少现在有地方吃住。二姐夫说有道理，二姐夫又说，现在你还没想好干什么，暂时先别租房，先住到我这里吧，反正那学校里，一间房一张床，就我一个人住，我跟老板娘打个招呼，就说你从老家刚来，还没找到工作，临时住上几天，等找到工作了就走，不也省点钱吗？我说那当然好了。于是我便在二姐夫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之后又和二姐夫谈起了，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谁知二姐夫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也没有办法。看到二姐夫那紧皱着眉头，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便跟他说，别担心，我会想办法把钱给要回来的。
估摸齐该下班了，我便找了个公用电话，给他打了过去，跟他讲，我暂时先落脚二姐夫这里，请他不要担心。齐听后，又详细问了我这一天的经过，我便将从他那儿出来之后，来看了二姐，及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和他简略的说了一遍，齐听了之后，也十分恼火，说干了活还有不给钱的，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给要回来，今天太晚了，明天下午我提前请会儿假，你等着我，咱们俩一块儿去，把二姐的工资讨回来。
晚饭后，齐和我如约相见，商量着如何去把二姐的工资讨要回来。
那里是有名的浙江村，就是说，方圆几个村子里，除了本地人，基本上都是他们浙江的老乡。我跟齐介绍着情况，听二姐说，那个老板五十多岁，说话挺横，且那接连几家住的都是他侄子亲戚什么的，二姐走的时候，他拽着二姐的包不让走，二姐怕挨打，也没敢反抗，后来还是趁其不备，偷偷溜走的，更别提要钱了。齐听了我的介绍说，听起来那个老家伙不是个善茬，但我们讨要工钱，又不是去找事的，自古干活给钱，天经地义，我们不必怕他。我说那是当然，但说归说，我们毕竟不了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得不防着些，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齐接过我的话茬道，对咱们要带点什么趁手的东西，万一要真打起来了，好能防身呀。说完东瞅西瞧的找了一遍，也没有什么称手的物件，只见桌子上有把一尺来长的西瓜刀，便将其拿在手里挥舞一下说，哎呀太薄了些，看着明晃晃的挺唬人，其实就是一件薄铁片儿，不过这好歹也算是一件利器吧，关键的时候拿出来，或许能应付一下。我说就这么拿着也太显眼了，别在裤腰带上太长，衣兜里装不进去，也不能就攥在手里呀，我这有一件夹克衫，要不你把它套上，将刀放到怀里，别人轻易就看不见了，只是这天儿可能会有些热。齐听后说，热就热点吧，那也比让人家看见了好啊。于是齐便套上那件夹克衫，将拉锁拉到胸口处，挡住刀片儿，我呢，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合适的东西，突然想起，白天见房外墙根儿有一堆沙子，灵机一动，便来到房外，抓起几把粗些的沙砾，装在衣兜里，跟齐说，咱们要先礼后兵，开始一定礼貌的跟人家好好说，如果不行说崩了，真动起手来，我会掏出兜里的沙子，趁人不备时扔到对方的脸上，毕竟人家人多，我们不能跟他们恋战，一定要找机会跑出去，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万一警察来了，你要想办法把这西瓜刀丢掉，最好别被人发现了。
大概晚间九点多钟，小齐和我来到二姐工作的地方，让她带着我们去找那个欠工资的人。二姐担心的跟我们说，要跟人家好好说，给钱就接着，要真不给就不要了，千万别闹事儿，那个老板房东的儿子是派出所的警察 。 我说请二姐放心好了，我们会把握好分寸的，是警察好啊，更让我们放心些，他们不至于在警察家里胡作非为吧。
我们三人走进了，一个房屋显得有些拥挤的大院子，二姐用手指了指那排，中间两间亮着灯的屋子说到了。
我轻轻敲了几下那虚掩的门。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声音。您好！我可以进去吗？随着一阵脚步声，还飘出了一句我没有听懂的方言，屋门打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疑惑的看了我一眼，随即又看见跟在我们身后的二姐，似乎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没有说话，便转身进了屋子，转而又似乎有些慌乱的跑到屋外，冲隔壁屋喊了两声，虽然我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她肯定是在叫人过来，之后斜眄了我们一眼，便进了屋去。二姐压低了嗓门跟我们说，这位是老板娘。我点了点头，随即跟进屋去。
每日早起，老板娘令二姐夫将烟，用一小三轮车从家中拉出来摆上，午饭由老板娘给送到摊上。二姐夫每日销货要做记录，晚上收摊时，再连同记录及烟一起，送到老板娘那里，吃完饭便回化工大学内休息。货缺的多了，老板娘就带着二姐夫一起去拿货，但大多是老板娘自己一个人去进货，隔三差五盘个存对个账。工资是每月一发，但听二姐夫说，自己干了三个月，没领过满月的工资，因为每回对账都差，而差的账，就得由自己的工资顶上，核算下来，每个月也就领个二三十块钱，顶多够个零花钱，所以自己也没攒到钱。听二姐夫这么一说，我给他一分析说，这个工作你不能干了，就算干的时间再长，也拿不到钱，你想啊，每天卖完货，老板娘就过来和你一起，把烟弄到她的家里，早晨才从她家里把烟拉出来，烟在他家里搁一夜，你知道她中间都做了什么手脚呢，如果说偶尔差个一点半点的那也正常，可是每次对账都差钱，每月还正好将要把你的工资顶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你还说老板娘对你好，给你吃的挺好，没想想那吃的是你自己的钱吗。二姐夫一听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辞去这个工作，也不知道再上哪儿找去。我说你先别急，要不动声色的先干着，我就是想出来自己创业的，等我找到门路了，看看是否一起干，你再辞工，至少现在有地方吃住。二姐夫说有道理，二姐夫又说，现在你还没想好干什么，暂时先别租房，先住到我这里吧，反正那学校里，一间房一张床，就我一个人住，我跟老板娘打个招呼，就说你从老家刚来，还没找到工作，临时住上几天，等找到工作了就走，不也省点钱吗？我说那当然好了。于是我便在二姐夫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之后又和二姐夫谈起了，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谁知二姐夫说，他早就知道了，但也没有办法。看到二姐夫那紧皱着眉头，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便跟他说，别担心，我会想办法把钱给要回来的。
估摸齐该下班了，我便找了个公用电话，给他打了过去，跟他讲，我暂时先落脚二姐夫这里，请他不要担心。齐听后，又详细问了我这一天的经过，我便将从他那儿出来之后，来看了二姐，及二姐没要到工资的事儿，和他简略的说了一遍，齐听了之后，也十分恼火，说干了活还有不给钱的，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给要回来，今天太晚了，明天下午我提前请会儿假，你等着我，咱们俩一块儿去，把二姐的工资讨回来。
晚饭后，齐和我如约相见，商量着如何去把二姐的工资讨要回来。
那里是有名的浙江村，就是说，方圆几个村子里，除了本地人，基本上都是他们浙江的老乡。我跟齐介绍着情况，听二姐说，那个老板五十多岁，说话挺横，且那接连几家住的都是他侄子亲戚什么的，二姐走的时候，他拽着二姐的包不让走，二姐怕挨打，也没敢反抗，后来还是趁其不备，偷偷溜走的，更别提要钱了。齐听了我的介绍说，听起来那个老家伙不是个善茬，但我们讨要工钱，又不是去找事的，自古干活给钱，天经地义，我们不必怕他。我说那是当然，但说归说，我们毕竟不了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得不防着些，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齐接过我的话茬道，对咱们要带点什么趁手的东西，万一要真打起来了，好能防身呀。说完东瞅西瞧的找了一遍，也没有什么称手的物件，只见桌子上有把一尺来长的西瓜刀，便将其拿在手里挥舞一下说，哎呀太薄了些，看着明晃晃的挺唬人，其实就是一件薄铁片儿，不过这好歹也算是一件利器吧，关键的时候拿出来，或许能应付一下。我说就这么拿着也太显眼了，别在裤腰带上太长，衣兜里装不进去，也不能就攥在手里呀，我这有一件夹克衫，要不你把它套上，将刀放到怀里，别人轻易就看不见了，只是这天儿可能会有些热。齐听后说，热就热点吧，那也比让人家看见了好啊。于是齐便套上那件夹克衫，将拉锁拉到胸口处，挡住刀片儿，我呢，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合适的东西，突然想起，白天见房外墙根儿有一堆沙子，灵机一动，便来到房外，抓起几把粗些的沙砾，装在衣兜里，跟齐说，咱们要先礼后兵，开始一定礼貌的跟人家好好说，如果不行说崩了，真动起手来，我会掏出兜里的沙子，趁人不备时扔到对方的脸上，毕竟人家人多，我们不能跟他们恋战，一定要找机会跑出去，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万一警察来了，你要想办法把这西瓜刀丢掉，最好别被人发现了。
大概晚间九点多钟，小齐和我来到二姐工作的地方，让她带着我们去找那个欠工资的人。二姐担心的跟我们说，要跟人家好好说，给钱就接着，要真不给就不要了，千万别闹事儿，那个老板房东的儿子是派出所的警察 。 我说请二姐放心好了，我们会把握好分寸的，是警察好啊，更让我们放心些，他们不至于在警察家里胡作非为吧。
我们三人走进了，一个房屋显得有些拥挤的大院子，二姐用手指了指那排，中间两间亮着灯的屋子说到了。
我轻轻敲了几下那虚掩的门。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声音。您好！我可以进去吗？随着一阵脚步声，还飘出了一句我没有听懂的方言，屋门打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疑惑的看了我一眼，随即又看见跟在我们身后的二姐，似乎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没有说话，便转身进了屋子，转而又似乎有些慌乱的跑到屋外，冲隔壁屋喊了两声，虽然我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明白她肯定是在叫人过来，之后斜眄了我们一眼，便进了屋去。二姐压低了嗓门跟我们说，这位是老板娘。我点了点头，随即跟进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