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是鲜卑人的古老习俗。上至君主，下至族民妇孺，均以尚武为荣。东魏、北齐时期，不仅武士尚武习战，就连鲜卑文人亦尚武习战，善于骑射。这与追求稳定和平的中原农耕经济及文化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关于在对待妇女婚嫁的问题上，鲜卑族与汉族的差异极大。根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对乌桓（即鲜卑）的记载，我们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在西汉到东汉很长的时期里，乌桓、鲜卑处于游牧阶段。乌桓族的牧民都非常擅长骑射，以弋（yì）猎禽兽为业。他们随水草放牧，居无定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第二，乌桓、鲜卑不从事农业，以畜牧狩猎为生。他们食肉饮酪，用鸟兽的毛制作衣服。

第三，婚嫁与汉族最大的不同是乌桓人的习俗是娶后母为妻，与守寡的嫂子私通，但后母和嫂子死后则和原来的丈夫合葬。

早在两汉时期的鲜卑族仍然处于母权制社会。乌桓、鲜卑以畜牧和狩猎为生，仍然处于游牧时代。社会生活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政治组织为部落。

鲜卑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部落首领的号令却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乌桓族流行抢婚，鲜卑族恋爱选择婚姻对象的时间，一般是每年春季在饶乐水边举行大规模的相亲聚会，吃喝结束后就男女交合，由此建立婚姻关系。 在家政方面男人都要听从妻子的计谋。

乌桓、鲜卑族人善于骑射，性情强悍而不豁达。发怒时就会杀死父亲兄弟，但从不加害母亲。他们没有树立汉人的所谓“贞洁”观念，性观念开放。

有“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这是因为妇女的嫁妆是其可支配的私有财产。妇女离婚、改嫁，这些嫁妆可以随身带走。鲜卑族“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与保持家族财产不外流有直接的关系。这种风俗在匈奴、蠕蠕（柔然）等游牧民族中比较流行。

同时，在北魏，丈夫犯罪，被抄没家产，妻子的嫁妆不在抄没之列都可能是出于保护家产不外流的目的。

鲜卑女人豪爽、泼辣、强悍，她们没有汉族女人的“三从四德”观念，受母权制遗风的影响，贞节观念淡薄，性生活相对开放。

鲜卑人趋向早婚早育。史学者薛瑞泽（1993）曾对鲜卑族的结婚年龄做统计，主要根据10个鲜卑皇族的婚例，认为北朝男子的婚龄一般在14岁左右,女子的婚龄一般在13岁左右。谢宝富（1998）所搜集的婚例反映：鲜卑男子21个婚例中，14岁以下结婚的为17人，占比81%；鲜卑女子25个婚例中，14岁以下结婚的为12人，占比50%。鲜卑男女14岁以下结婚年龄的比例大大高于汉族。

其次，鲜卑妇女在择偶上有较大的自主权。《魏书·孝文纪》中记载，鲜卑族女人自主意识强，她们并不会完全遵循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制。

鲜卑族的这些婚嫁习俗一直到了汉唐时期仍然盛行，唐太宗娶嫂、唐高宗娶后母武则天都是源自于鲜卑族的风俗。

唐朝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鲜卑族人，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皇后也是鲜卑族。唐高祖李渊的爷爷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昞是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都是鲜卑化的汉人。

玄武门兵变成功后，李世民率兵马灭了兄长李建成、李元吉，并将李元吉的老婆杨氏收入后宫为妃。李世民死后，其子高宗李治则将庶母武媚（即后来的武则天）立为皇后。这与鲜卑族“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有关。有这种风俗，就不会受到汉文化的所谓“乱伦”的指责。

从上面第三、第五点可知，鲜卑族人中的儿子与父亲的后妻或者小妾私通是很平常的事，甚至父亲去世后，他的妾室和继母都会改嫁给儿子做侧室或妾室的，亲生母亲则除外。

但在汉族人的眼中，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有悖伦常的做法，会被所有人所唾骂的，因此，汉族人所写的历史中都是对高欢家庭中儿子与父亲的继妻、侧室、妾室以及嫂子、弟媳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严加批判，这是对历史习俗的一种不理解所至。

当然，并不是认同高欢的儿子高澄、高洋和高湛等人的行为，读者们看后面的章节就会知道有些行为可以理解，有些却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