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滴水崖堡的守备徐进勇和长安岭堡守备刘世尊两人，因已被分别调入威远营与玄武营中任职，这两处地方也很是关键，又逢人事交替之际，自然也要看看。

借着前往长安岭堡的时机，张诚还赶去永宁城住了一宿，他此行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便是为了永宁知县刘敏慎而来。

前时，刘敏慎便几次恳请张诚，愿舍弃这知县的官职，而入其幕府之中任一闲职，为张诚赞画军机，助力剿贼驱虏。

可那时的张诚势力初成，羽翼未丰，根基也很不稳固，所以虽见其也是一个人才，却不敢就此收入麾下。

然今时已不同于往日，一想到自己即将前往镇城接任总兵之职，说不得还有更多繁杂的事务等着自己，就只案牍文书这一样便教他头大不已。

为此，他才特来永宁城与刘敏慎一会，看他是否初衷未改，还愿不愿意追随在自己麾下，略尽绵薄之力。

知县刘敏慎对于张诚的到来深感意外，当他得知，张诚此行竟然是专为自己而来，不由心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当即便要收拾行装随张诚立刻返回赤城。

但却为张诚所阻止，他告诉刘敏慎不必急于一时，自己要过了年节后才能前往镇城赴任，那还是一个月后的事呢。

而刘敏慎也要利用这段时间，将永宁县的事务尽数处理完毕，静候交接即可，至于其他诸如各事，自有张诚一手操办便是。

此时的大明朝内部，武官转文官那是完全不可能，但文官若是想转做武职，却是易如反掌之事，只需按部就班履行几个手续即可。

有永宁伯来操作此事，那还能算个事吗？

…………

宣府北路与东路在张诚的治下，一切都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制度，就算有些地方实行的过于严苛了一些，却也没有脱离出大明律例的范畴之外。

其实，大明朝的律法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十分完备的律法了，甚至被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王国纷纷效仿。

《大明律》的全称是《大明律集解附例》，其中既包含了律，也包括了例。

如《大明律》就达30卷，有名例一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有四百六十条之多。

而弘治朝颁布的《问刑条例》也有二百七十九条，此后的嘉靖、万历两朝又有增修，以至律﹑例并行。

大明的律法体系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军将、士民百姓各类人等的法律地位，在内容上更行政、军事、经济、民生，以及诉讼等各方面都有所涵盖，可谓是包罗万象。

只不过自大明中叶以来朝廷上政治日趋腐朽，宦官专擅愈演愈烈，尤其是此时正值大明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律法也被拥有强权的中央和地方豪强所践踏，成为他们强取豪夺之工具。

永宁伯张诚并未制定什么过分的制度法则，他只是坚决执行着大明朝原有的完备律法，无非是去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繁复内容，略微增加了一些军法军律而已。

毕竟在张诚初到北路的时候，这里一片颓废的景象，田地荒芜，军户流离逃亡甚多，工业几乎为零，商业也是十分凋敝，真的是可以用百废待兴来形容。

而这个时候迫切需要的是稳定，唯有使北路地方稳定下来，才能组织军民百姓重新丈量土地，开荒垦殖，所以这个时期重点在于剿匪安民，打压豪族使之将贪墨的田地吐出来。

可是当北路的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来守护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成果，否则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并没有苦心费力地自己创造一套律法制度，而是以大明现有律例为基础，有选择性地进行了一些删减，便在境内严格执行起来了。

虽然为了适应自己募兵练军的需要，也制定了一些新的军规军律，但这些内容只涉及到军营内的将士们，与外界干系不大，影响也自然十分有限。

随着北路的越发繁荣昌盛起来，直到东路也逐渐纳入张诚的势力范围，相关行政、军事、商业、农垦、税收、理讼等等制度建设，也是愈发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