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些喊着复仇的商人，还有不少人目光闪烁。

他们或许对复仇和彰显国力不怎么上心。

但对眼前可能捞到的好处，可是兴趣满满。

正值盛夏，草肥水美，牛羊正壮。

而随军出征，那些蒙古部落的牲畜岂不是唾手可得？

部落里的壮丁、妇女甚至孩童，都成了诱人的军功和财富。

马匹，这战略物资中的高级货，大部分自然归青牙军所有，商人们能分得一小杯羹就已不错。

但那些牛羊，青牙军肯定会以极低的价格，当场卖给商贾们。

眼下，大明的粮食和货物奇缺。

粮食和畜牧业可都是能赚大钱的行当。

这些年，在塞外经营牧场的商人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不仅自己发财，还带动了一系列附加产业。

比如罐头肉业，便是在牧场附近，将鸡、鸭、羊肉、猪肉加工成罐头。

罐头肉不受季节限制，保存时间长，比熏肉更便利。

深受民间和军方喜爱，未来依然是利润丰厚的产业。

为了制作罐头，又催生了大批瓷罐需求，相关商人应运而生。

牧场周边，还兴建了大量皮毛加工场地。

就连每年收集的粪便，都成了农场商人们争夺的宝贝。

这些场地需要大量工人，又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些都是推动生产型商人的发展，正符合温越所期望的。

抵达塞北之后，日常必需的茶、盐、糖是自给自足。

而且这些商品的需求量依旧庞大。

商人们敏锐地捕捉到商机，效仿大明内地的商业模式，各类行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粮食、油盐、布匹、纸张、茶叶与盐业贸易，迅速编织起一张错综复杂的商业网络。

它们在不经意间茁壮成长，激发更多行业的兴起。

形成一轮又一轮的经济扩张，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除了这些光明正大的商业活动，一些见不得光的买卖也悄然滋生，贩卖人口便是其中之一。

温越明智地将矿山开采外包给当地商贾，自己则坐享其成，优先取得煤炭与铁矿等资源。

矿山的日常运营由这些商人负责，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矿山作业的高风险和大明朝的严格律法。

尤其是关于矿工薪酬和安全的规定，这使得雇佣本地工人成本高昂。

商人们向来是逐利而行，怎会甘于现状？

因此，与塞外之间的人口奴隶交易暗中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温越麾下对人口流动管控严格，即便是流民也要遵循一系列规定，不能随意征用为矿工。

于是，商人们将贪婪的目光转向塞外。

组建捕奴队，以各种借口为掩护，成群结队地活动。

塞外部落身处严酷环境中。

人们普遍能吃苦耐劳，妇女儿童也不例外，且多有放牧和处理皮革的经验。

崇祯二年开始，一些被利益蒙蔽双眼的商贾，开始暗中对塞外小部落的妇孺实施掳掠。

将他们囚禁于缝衣厂、被服厂等，成为其利润的牺牲品。

这些被掳掠的妇孺几乎不索求工钱。

只要能保证温饱，对她们而言，这已远胜过塞外的饥寒交迫。

甚至，由于得以饱食，她们失去了逃跑的念头，这使得利用她们的成本微乎其微。

因此，近两年间，关内外，尤其是满套儿地区，塞外部落的人口被大量掠夺。

从前，这些掳掠行径还遮遮掩掩，如今却已堂而皇之。

商贾们何其欢欣鼓舞？

更何况，随军征战还能积累功勋，功勋则意味着未来封地的可能。

马世龙的案例便是明证，怎能不令人心生艳羡？

即便不提金矿，仅封地所辖的矿产资源，亦足以令几代人衣食无忧。

即使无矿藏，那大片的良田和广袤的草场，同样令人心动。

这不仅是一份丰厚的家业，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

过去，人们总将塞外视作荒凉贫瘠之地。

而今，真正投入开拓建设，才发现塞外实则藏宝无数。

的确，土地的价值在于拥有者的智慧与能力。

在游牧民族手中，塞外是难以生存的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