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塔列朗所评价的那样，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们，主体既不来自于顶层的名门贵族（正统派保王党），也并不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中上层精英当中一群既不满波旁王朝，但又倾向不动摇现状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君主派自由主义者。

他们自知在波旁王朝手里自己绝无出头之日，但是对平民革命的腥风血雨却已经心有余悸，因此他们极度欣赏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这个年代的英国国王绝不是虚君，而是拥有极大权力，基本等于和贵族群体共治），希望以“温和的立宪君主制政体”，来缓解国内外的矛盾，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原本的历史线当中，他们共同主导了1830年革命，驱逐了波旁国王和王太子，和平地把政权移交给了对王位垂涎已久的奥尔良公爵，而奥尔良公爵则在登上王位之后投桃报李，以和他们共治的方式来统治国家——也正是所谓的七月王朝。

在1830年之后，正统派贵族大多数要么因为反感奥尔良家族而主动退出了政坛和宫廷；要么就被排挤了出去，七月王朝对上议院（也就是贵族院）进行了清洗，一切不愿意宣誓效忠新国王的贵族都被迫退出了贵族院，同时国王还废除了贵族院的世袭制，以此来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其中。

新的统治集团则统治了法国，直到七月王朝因为1848年革命而垮台为止。

形象一点来说，在1815年之后，波旁王朝颁布了宪法，规定只有年纳税额超过3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年纳税额超过1000法郎的人才有被选举权，这就意味着只有中产以上阶级才有资格投票选举议员等公职，而1000法郎年纳税额的限制，则意味着政治被极端地限制在一小撮人手中。

【年纳税额不代表年收入，以当时的税率来说，年纳税1000法郎就意味着年入几万法郎以上，全法国总共只有不到十万人超过这个收入，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03】

而到了七月王朝时期，根据1831年颁布的选举法，选民资格从年纳税300法郎降低到了200法郎；被选举资格从1000法郎降低到了500法郎。

从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在七月王朝统治下，选举权“下放”的幅度很小，意味着参加国家大事的群体阶级变化不大，依旧只有社会中上层阶级才有资格参与选举；而被选举资格的“门槛”下降了一半，幅度极大，意味着中上层阶级政治舞台扩大了，统治阶级吸纳了一群布尔乔亚加入，把原本的旧贵族排斥在外。

光是从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能够看出七月王朝的实质——它只是从一小撮人统治的国家，换成了稍微多一点的一小撮人统治的国家，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对最广大的民众来说，情况完全没有变化，他们不拥有政治权利，也不可能参与到国家政治舞台当中。

此时，对塔列朗来说，一切都还未曾发生，但是他通过自己敏锐的嗅觉，以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已经看出了奥尔良家族的力量源泉，进而也判断出了它所将要采取的统治策略。

在场的其他两个人，当然也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但是他们同样能够从塔列朗亲王的叙述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说服力。

不过作为一个一直活跃在政坛上的老牌政治家，诺瓦蒂埃侯爵以一声咆哮回敬了塔列朗亲王。

“他们是怎么想的根本不重要，他们对抗不了人民！只有全体国民才有资格决定谁能够带领国家前进。”

“如果民心足够决定一切，那你我又何必在这里饶舌，我们耐心等待人民自己做出选择不就好了吗？”塔列朗冷笑着讥讽了对方，“人民，我们四十年前就在冒用它的名义了，我们聚在巴黎，以它的名义推翻了王国，砍掉了国王的脑袋，并且和全欧洲打了二十年仗……结果我们给了人民什么？一个皇帝和他的世袭皇朝，这就是人民决定的吗？如果这就是人民想要的，那我们之前又在做什么呢？”

塔列朗亲王既冷嘲热讽而又显得玩世不恭，但是却又让诺瓦蒂埃侯爵哑口无言。

因为作为那一段时代的亲历者，他同塔列朗一样，以贵族身份参加了三级会议和后续的制宪议会和国民议会，他亲眼见证过一切，那些纷争和厮杀，那源源不断从断头台上砍下的头颅……最美好的和最丑恶的那些他都统统见过，所有的一切也都以人民的名义发生着，最后他还是和塔列朗一样，投入到了波拿巴家族的账下，为法兰西人民送上了一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