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敢确定重男轻女的现象到底有多普遍，但只她看到的并不少，那位女同学就是这个现象的「牺牲品」。

刘与邱点头示意她继续。

周凌薇半眯眼看着很远很远的一座山娓娓道来：“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初中同学，她成绩非常好，我觉得她如果有机会读书，肯定能去北京或者上海那样的城市，可是她没机会了。”

在他印象中，她不是个感性的人，而此刻，还未说到重点，她的眼眶已经红了。

“她就是从这个村里考到县中学的，她家非常非常穷。”

周凌薇转眼看向刘与邱：“你应该没见过吧？房子几乎是用泥巴糊的，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家里的窗没有玻璃，用的是油纸。”

“我们这里的冬天其实比北京还冷，又没暖气，多冷啊，手都生了冻疮，她就在那种环境下长大。”

“我还记得她跟我说能上县里读书真好，因为宿舍的灯特别亮，也不会被其他事打扰，如果可以的话，她周末都不想回家。”

以前周凌薇还笑话她不懂得珍惜假期，也不爱家，现在想起来女同学是无奈。

她轻轻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刘与邱，她家真的太穷了，还有个弟弟，男孩要读书，女孩就不能读了，所以她早早地辍学南下广东打工。”

周凌薇无奈地摇摇头：“那个时候，我的感触并不大，因为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没得选。”

九年义务教育在温饱问题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1999年，山县的通讯不那么发达，BP机还没有在这里普及，即便有，那也是有钱的大人们的物件；家里的座机，小孩只有在得到好成绩的时候才有短暂的使用权；无论是小卖部的电话费还是电话亭的IC卡都不是他们学生能随时能消费得起的，得攒好久的零花钱才舍得打一次跨省长途电话。

写信是当时他们表达对彼此挂念最好的方式。

信从山县的邮局寄出到广东需要一周，最后到女同学的手里大概还需要两三天时间。

回信的时间同样长。

通过一段时间信件后，周凌薇忙于学业，女同学辗转几家工厂，他们便失联了。

“我考上北京的那年暑假回到村里正好遇到她，当时我还纳闷她怎么在这个时间回来了，她整个人看上去很憔悴，我以为是太累了。”

她永远都记得那天。

那天下午村里下过一场大雨，傍晚凉爽多了，泥土和野草混合的气味冒出来，是他俩都喜欢的味道。

晚霞染了半边天，他们在粉蓝色的天空下轻声细语地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

那天傍晚，他们最后一个话题是对北京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