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不均衡的流动性变化中寻找平衡的时候，渠道是关键——就如股市中占据渠道资源的股票在危机中都被市场看好一样。

而我们不妨再想一下，所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多是非必需品，刚需较小，而如果是成规模的企业由于流动性不足要抛售的话，谁能够接盘？——届时价格损失肯定是更大的，此时要是流动性不足的话对于高附加值和集中度高的产业，在定价权上的危害和损失是更大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资不仅仅控制了海外资源和商品渠道，让华夏产品、华夏资源只能廉价出售并让华夏只能高价购买海外资源，更是逐步将手伸向国内关键物资的渠道，因此在华夏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渠道不畅通或者渠道被外资所控制的时候流动性不均衡给外资热钱渔利的机会就特别多。

为了控制各种泡沫，央行向社会收紧流动性，虽然能够给各种投机炒作以资金的压力，但是给很多正常生产的企业带来的压力也很巨大。

投机资金炒作价格的利率承受能力一般是要大于实体生产的，在利率的诱惑下，资金的逐利流动导致投机的资金照样充足而实业的资金就发生紧缺了，结果就使大量的华夏企业受到压力，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盘剥、廉价出售和压低库存，导致华夏商品和华夏资源的挥泪大甩卖，而库存低则没有对于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只能现货买卖，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价勒索。

因此，华夏希望自己的产品和特有的稀缺资源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前提，就是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

而如果华夏企业的流动性紧缺，后果就是一定要被有充足资金能力的发达国家所盘剥。

举个例子：

两个世纪前，华夏茶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博弈也是由于华夏白银紧缺，利率高企，一般不会少于年息40~50，也就是四分利或五分利——就如华夏典当常说的“九出十三进”，即你当十扣一成的手续费还的时候要换十三，也就是利率达到444。

而荷兰得到了美洲的白银，这些白银是美洲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而不是货币，这导致双方流动性和利率的极大不对等，因此华夏商人只能贱卖，导致华夏商人退出了全部茶叶海上交易。

如果我们看一下漂亮国人写的《利率史》就可以发现，西方崛起时的利率一般都低于10，大部分时间是低于5的，这与华夏的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百的利率相比，二者如何能够竞争?

但凡学过历史和哲学的，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多数情况下，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轮回着以往发生的故事而已。

而很显然，改革开放以后，华夏的企业同样存在着一个轮回——在高额利率和紧张的资金面前，华夏企业没有与外国博弈的筹码。

偏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夏生产型企业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基本上不会给企业做无抵押的流通贷款，企业要抵押也要是房产等不动产，企业的存货库存在银行的眼里不算不良资产而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减分就已经很好了，基本上是没有贷款的可能的

这种情况这不但导致企业产生投资买房的畸形动机，挤压企业的生产资本，而且维高了房市的价格，就算有房子抵押能够取得流动资金货款，利率也高于西方很多，而且这样的贷款都是短期贷款，展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华夏与海外定权博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大流动资金和货物围积做长期博弃的。

然而一直以来，华夏的企业面临着另一层窘境——虽然我们官方的利率比西方的高很多，但企业还是贷不到，更多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是靠民间那种利息高昂的借贷；

由此形成一个恶心循环——很多企业由于资金紧张，不得不去向民间融资，而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昂，大部分的企业变成了月光族，很大一部分的收益都会拿去支付利息，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去借，然后接着还，如此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