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官司的事情一窍不通,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过官司既然来了,只要是在北京,就应该能有办法,但是现在,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那里看看,我知道看不见他,但是至少离他不远。如果他此时希望有个人在大墙外面为他担心,为他企福。我要那个人是我。
看守所允许家属送点换洗的衣服和一点现金。律师嘱咐我什么可以带,什么带了也给不了他。我都记下。我没有叫律师和我同去,这不是美国电影,王惠要和我一起去。我想了想,带上了她。
我们先回我家给老廖拿换洗的衣服。我和老廖个头差不多,他就是比我要壮一点。我们的衣服大部分都可以混着穿。所以内衣袜子从来不分。我那时住的是一间小房子,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卧室的床头柜上摆着我和老廖的合影。我在收拾,王惠在旁边看。她是个聪明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的关系。我低头整理着衣物,差不多够一个星期换洗用了。
王惠插不上手,翻着我的书柜。看到她,想起来应该给老廖带上本书。就跟王惠说道:“忘了问律师能不能送书了。也不知道行不行。”。王惠很快地拿出电话,说道:“那我问问。”我说:“算了,大不了再拿回来。”。
我本来想给他拿套《天龙八部》,但是这家伙看书跟看电影一样快,估计用不了大半天就没得看了。想到这,我挑了本英文版的《Waiting》带上。算不上太厚,好放,而且老廖的英文一般,这回他一定有得看了。
我们打上车,向南城开去,过了洋桥一直往南,我从小在北边长大,没怎么到这边来过。要过年了,路上都是赶买年货的人,那是个无风的冬天的中午,天空里都是阴霾。车窗外一片冰冷。路边一排排冬天里的树木,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清冷破败的马路,陌生而又漫长,看不到尽头。一路往南,建筑越来越矮,行人也越来越少。我和王惠想着各自的心事,一路无语。
看守所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收发室。我和王惠就在收发室里等着。正是午饭时间,有人在抽烟,有人在炉子上热午饭,屋里雾气腾腾,全是二手烟和炖白菜的味道。过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进来个接待我们的警察,人很客气。收了我们带的东西,我掏出给老廖用的钱,王惠也拿了一沓钱出来,警察一看就笑了,说多了也不让给,留一千就够。王惠执意要用她的钱。我没和她争。这事虽然是因她而起,但是不能怪她,如果她觉得这样会舒服点,多多少少对她也是个安慰。
出了院子,站在路上,我看着里面的房子,普通的一栋五层小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廖现在呆的房子。如果是,我不知道老廖在哪一扇窗子里面。我站在那里,看不出个究竟。
王惠站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说道:“赵鹏,对不起。”
我看了看她,经过这么一折腾,她显得十分憔悴。我抽出胳膊,揽住她的肩膀,说道:“你别这么想,不是你的错,我想老廖也不会怪你的。”
王惠靠在我的肩上,眼泪又流了下来。说道:“说实话,我真羡慕你们。”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有点感慨,我们是一对平凡的恋人,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感情,没有奢望过朋友和家人的接受和理解。如果因为这件事,我们才有了个真正了解我们,祝福我们的朋友。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
我搂了搂王惠,说道:“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第十八章
经过一番辗转,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联系。她决定马上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廖,另一个就是老廖母亲。老廖那边我们这些朋友会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长这一头的工作还要她来做。
老廖的妹妹搭当晚的夜航飞机回北京,我去机场接她,早晨六点,天还没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对面的车闪着大灯,呼啸而过,远方的地平线一片漆黑,没有云彩,也看不见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干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着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赶回来过年的旅客,一拨又一拨,或疲惫或兴奋。因为有了心事,再看他们,每个面孔后面仿佛都有了故事。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人群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她和老廖两个人真的是太像了。自从知道老廖出事的消息,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怎么办,怎么和老廖的家人说,怎么和老廖的公司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把老廖给弄出来。但是想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突然间好象他的影像在我的头脑里消失了,我再怎么努力,也想不起他的样子。我就是想象不出,这么一个骄傲而体面的人,在那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遇。但是在看到她的一刹那,突然间,老廖,带着笑容,闯进了我的脑海,分外鲜明,生动。
我把她送回了家,头天晚上,和她通话后,我已经去过老廖的父母家,大致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欣慰的是,老廖的母亲表现的非常冷静。这让我们都放下了心。我回到公司,和老板请了假。在我们公司这样的请假非常少见。我的老板很不高兴,我告诉他。晚上我可以回来上班,但是至少春节之前,我在白天没法保证自己的时间。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样,一定不要让老廖在看守所里过年。
但是我们都还是想得简单了,其实从开始,问题就是老史的身份,所以不管我们找到谁,每个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带点意外的争执。但是因为对方身份的特殊,就有了使馆的介入,所以情况就变得格外复杂。而且如果情况严重的话,是有可能被判处劳教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是从使馆那边我们得不到任何消息。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各种理由瞒着老廖的公司。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去寻求老廖公司的帮助了。因为老廖的公司恰好也是一家欧洲的公司。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大公司的做法都是尽量去给自己的雇员提供帮助,当然如果问题得以解决,雇员也要自动离开公司。
他的公司出面后,果然原来很多不畅的消息就有了新的进展。但是春节之前就解决的希望是没有了。那是一个心事重重的春节,王惠没有回澳洲过年。我们一起还有老廖的妹妹一起为这件事奔波着,我们辗转得知老史已经痊愈出院,现在应该回到法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希望这是个好的讯号。
新年之夜,我和王惠特地跑到昌平去放鞭炮,我们买了能买到的最大最长的一挂,点着后,长长的鞭炮甩动着闪光的尾巴,发出巨大的声响,响亮,坚决。周围都是从城里特地赶来放烟花的人。各色璀灿的焰火从四面升起来,绽放在夜空里,映亮了整个天空。人群中,到处都是兴奋的叫喊。我们站在夜色里,默默地看着这五彩明亮的天空。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但愿这除夕的焰火可以冲散所有的晦气,可以让老廖快点,快点回来。
老廖出来的那一天是正月初五,经过十二天的奔波和等待。律师通知我们,老廖没事了。我和老廖的妹妹去接他。那是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在院子里等他。有人在放鞭炮,声音很远,并不密集,一下一下的。等了很久,院子东头的大门开了,老廖走了出来。看上去他明显地瘦了,老廖的妹妹冲过去,和他拥抱在了一起。老廖边安慰着哭泣的妹妹,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约了王惠出来吃饭。我们边喝着酒,边听老廖聊着这些天在里面的经历,大多是一些笑话。慢慢地,王惠喝得就有点多。一个劲地道歉:“老廖,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那种惹事的女人。特招人恨。”
老廖说道:“瞧你说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
王惠不明白:“谢我什么?”
老廖握住我的手,说道:“没有你,我就不会认识赵鹏。”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洗手间走。已经喝得不少,走得摇摇晃晃,视线也愈来愈模糊。洗手池还有人在洗手。奇怪地看着我。我顾不上这些,站在那里,眼泪流了下来。一会儿,有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转过身,老廖也红着眼睛,他伸出手臂,我紧紧地抱住他,哭出了声。
第十九章
老廖回来了,除了和王惠吃饭的那一次,我们再没提起过他在里面的事情。有意无意地,我们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象个恶梦,醒了,就过去了。老廖离开了公司。开心地表示打算在家里做一段时间的住家男人。当然老廖还是住在他父母那里。每周来清华西门的那几天里,我会尽量早点回来。车到五道口的时候,我会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快到了。老廖会忍不住和我唠叨唠叨晚上的菜谱。在那些冬天的夜晚,爬过黑黑的楼梯,推开门,一股热气扑过来,透过厨房门上的玻璃窗,一片狼籍中,看见老廖结实而厚重的背影在里面忙活着…我敲敲玻璃,老廖回过头,看到我,给我个鬼脸。挺高兴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我也会问起他找工作的事情,老廖总是轻描淡写的不愿多讲。老廖做的那一行比较专业,全世界就那么几家公司在做,圈子小得很。消息会传得又快又彻底。我问不出来他找工作的状况,如果情况不顺利,也许会是这个原因。老廖是个骄傲的人,如果他不愿讲,那我最好相信他,相信他作为一个男人,自有他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