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语·
1
刚刚放暑假没多久,鹃姨从南部寄来一封长信给妈妈,全信都是谈她的乡居——她的小小的农场和那广大的花圃。信末,她轻描淡写地附一句:
如果小堇过厌了都市生活,而有意换换口味的话,不妨让她趁这个暑假到南部来陪陪寂寞的阿姨。
妈妈看完了信,当时就问我:
“怎么样?小堇,要不要到鹃姨那儿去住几天?”
“再说吧!”我不太热心地说。虽然我久已想去参观参观鹃姨那十分成功的花圃,可是,乡下对我的诱惑力毕竟不很大,主要还是因为端平。到乡下去就不能和端平见面,这是我无法忍耐的;要我整天面对着花和鹃姨,我不相信我会过得很快活,因此,鹃姨的提议就这样轻轻地被我抛置在脑后,再也不去想了。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过,直到我和端平闹翻。
端平是政大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相识在去年耶诞节一位同学办的耶诞舞会中。自从那天见面后,我就像是几百年前欠了他的债,如今必须偿还似的。接二连三的约会,每次约会中都夹着争执和怄气。他长得很漂亮:白皙,雅致,修长。他的谈吐风趣而幽默,这些都足以攫住我。但是,他却像是一只不甘愿被捕捉的野兽,我无法用我的力量圈住他。他对付我的那股轻松和满不在乎的劲儿,使我怒不可遏。因而,每次在一起都是不欢而散,事后,我却又渴望着和他再度相聚。
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女友,这些他并不隐瞒我(这使我更生气);而我,认识他之后就对任何男子都不发生兴趣了。我希望他只有我一个,但我又不能限制他和别的女孩交往,何况他也没有和我走到可以彼此干涉的那么亲密的地步。我知道我只是他若干女友中的一个,和那些女友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损伤了我的自尊。多少次我下定了决心不理他了,可是,一看到他那洒脱的微笑和黑幽幽的眼睛,我的决心就完全瓦解。就这样,我在他若即若离的态度下颠颠倒倒,弄得脾气暴躁心情恶劣。
这天,我亲眼看到他和一个装束入时的女孩子手挽手地从新生大戏院里走出来。当天晚上,我和他就大吵了一架,发誓再也不要理他,但他满不在乎地和我说“明天见”。当他走了之后,我开始模糊地领悟自己的可悲,我已经在这个感情的困境中陷得太深了!他可以控制我,我却不能控制他……一种要挣扎求生似的念头来到我心中,我立即整理行装,当妈妈问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坚决地说:
“到鹃姨那儿去!”
当天的夜车把我载离台北。上车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鹃姨,通知她我抵达的时间。火车在黑暗的原野里疾驰而去。我靠在车厢里,凝视车窗外远远的几点灯火,茫然地想着鹃姨那儿会不会是一个躲避感情的好所在。
列车在早上六点钟抵达楠梓,这儿距高雄只剩下两站路。我提着旅行袋,下了火车,在晨光微曦中走出火车站。站在车站外面,我茫然四顾,不知到鹃姨的农场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看样子,鹃姨并没有到车站来接我;或者,她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电报。犹豫中,我正想去问问人看,突然,有一辆台湾最常见的那种三轮板车,停到我的面前。踩着车子的是个戴斗笠的年轻人,他用很标准的国语问我:
“你是不是江小姐?”
“对了!”我说。
“李太太叫我来接你!”
李太太一定指的是鹃姨。我看看那板车,迟疑着是不是要坐上去,那车夫已不耐烦地望着我,指指车子说:
“上来哦!”
我跨上板车,把旅行袋放在车上,自己坐在板车的铁栏杆上。车子立即向前走去。我在晓色中四面眺望,到处都是菜田,绿油油的,新翻的泥土呈灰褐色,暴露在初升旭日之下。板车沿着一条并不太窄的黄土路向南进行,极目看去,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到世界的尽头。菜田里已经有着早起的农人和农妇在弯着腰工作,低覆着斗笠,赤着脚,好像除了田地外对什么都不关心,车子走过,并没有人抬起头来注视我。
太阳渐渐上升,我戴起了我的大草帽,这在台北最大的帽席店里购买的草帽和那些农人的斗笠真不可同日而语。草帽上缀着塑胶的人造假花——一束玫瑰和一枝铃兰,扎在下巴上的是粉红色的大绸结。乡间的空气是出奇地清新,只是带着浓厚的水肥味道,有些儿刹风景。我奇怪农人们为什么不用化学肥代替水肥。
车子走了半小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望望车夫的背脊,一件已发黄的汗衫,上面并没有汗渍,显然我对他而言是太轻了。我想问他还有多久可以到,但他埋着头踩车,似乎只有踩车子是他唯一的任务,我也就缩口不问了。鹃姨竟然居住在如此荒僻的乡间,使我殊觉不解;一个独身女人,手边还有一点钱,为什么不在城市中定居,而偏偏到乡下来种花养草呢?如果对花草有兴趣,在城市里照样可以弄一个小花园,何苦一定要住在穷乡僻壤里呢?但是,从我有记忆力起,就觉得鹃姨不同于一般女人,自也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衡量她了。
鹃姨是妈妈唯一的妹妹,但是长得比妈妈好看,妈常说我长得有几分像鹃姨,或者也由于这原因,鹃姨对我也比对弟妹们亲热些。鹃姨只比妈妈小两岁,今年应该是四十五岁。据说她年轻时很美,但是在婚姻上却很反常。她一直没有结婚,到台湾之后,她已三十几岁,才嫁给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老头子,许多人说她这次婚姻是看上了那老人的钱。五年前老人去世,她得到一笔遗产。葬了老人之后,她就南来买了一块地,培养花木,并且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农场。自从她离开台北,我们就很少看到她了,只有过年的时候,她会到台北去和我们团聚几天,用巨额的压岁钱把我和弟妹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
车子停在一个农庄前面,一大片黄土的空地,里面有几排砖造的平房,车夫刹住了车,跳下车来说:
“到了!”
到了?这就是鹃姨的家。我跨下车子,好奇地四面张望。空地的一边是牛栏,有两条大牛和一条小牛正在安闲地吃着稻草。满地跑着鸡群,鸡合就紧贴在牛栏的旁边,牛栏鸡舍的对面是正房,正是农村的那种房子,砖墙,瓦顶,简单的窗子和门。空气里弥漫着稻草味和鸡牛的腥气,我侧头看去,在我身边就堆着两个人高的稻草堆。我打量着四周,一阵狗吠突然爆发地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一只黄毛的大狗正穷凶极恶地对我冲来。我大吃一惊,慌忙跑开几步。狗吠显然惊动了屋里的人,我看到鹃姨从一扇门里跑出来,看到我,她高兴地叫着:
“小堇,你到底来了!”说着她又转头去呼叱那只狗,“威利,不许叫!走开!”
我向鹃姨跑去,但那只狗对我龇牙露齿,喉咙里呜呜不停,使我害怕。鹃姨叫:
“阿德,把威利拴起来吧!”
那个接我来的车夫大踏步走上前来,原来他名叫阿德。他伸出一只结实而黝黑的手,一把握住了那只狗的颈项,把它连拖带拉地弄走了。我走到鹃姨身边,鹃姨立即用手揽住了我的腰,亲切地说:
“爸爸妈妈都好吗?”???c0
“好。”我说。
我跟着鹃姨走进一间房间。这房子外表看起来虽粗糙,里面却也洁净雅致,墙粉得很白,窗格漆成淡绿色,居然也讲究地钉了纱窗和纱门。这间显然是鹃姨的卧室,一张大床,一个简单的衣橱,还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如此而已。我放下旅行袋,脱掉草帽,鹃姨握住了我的手臂,仔细地望着我说:
“让我看看,怎么,好像比过年的时候瘦了点嘛!”
我的脸有些发热,最近确实瘦了,都是和端平闹别扭的。我笑笑,掩饰地说:
“天气太热,我一到夏天体重就减轻。”
“是吗?不要紧。”鹃姨愉快地说,“在我这儿过一个夏天,包管你胖起来!”
天呀!鹃姨以为我会住一个夏天呢!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在懊悔这次南下之行了。端平今天一定会去找我,知道我走了他会怎么样呢?或者一气之下,就更去找别的女孩子,他就是那种个性的人!我心中痒痒的,开始觉得自己走开是很不智的,恨不得立即回台北去。
“坐火车累了吗?”
“不累。”我振作了一下,望着鹃姨。她穿着一件粗布的蓝条子衣服,宽宽大大的,衣领浆得很挺。头发在脑后束了一个髻,用一根大发针插着,拦腰系着条带子,一种标准的农家装束,朴实无华。但却很漂亮,很适合于她,给人一种亲切而安适的感觉。
“如果不累,到你的房间来看看吧,半夜三更接着电报,吓了我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通知我你来了,赶紧准备了一间房子,看看缺什么,让阿德到高雄去给你买。”
穿过了鹃姨房间的一道小门,通过另一间房间,就到了我的屋子,有一扇门直通广场,有两扇大窗子。房内光线明亮,最触目的,是一张书桌上放着一个竹筒做的花瓶,瓶内插着一束玫瑰,绕室花香,令我精神一振。那朵朵玫瑰上还沾着晨露,显然是清晨才采下来的。我欢呼一声,冲到桌前,凑过去一阵乱嗅,叫着说:
“多好的玫瑰!”
“自己花圃里的,要多少有多少!”鹃姨微笑地说。
我望着那新奇的花瓶,事实上,那只是一个竹筒,上面雕刻着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劲节”。鹃姨不在意地说:
“这花瓶是阿德做的。”
阿德?那个又粗又黑的小子?我有些奇怪,但没说什么。室内的布置大约和鹃姨房里差不多,一个带着大玻璃镜的梳妆台显然是从鹃姨房里移来的。床上铺着洁白的被单,我在床上坐下去,一种松脆的声音簌簌地响起来,我掀开被单,原来底下垫着厚厚的一层稻草。鹃姨说:“垫稻草比棉絮舒服,你试试看。”
“哦,好极了,鹃姨。”
“我说你先洗个脸,然后睡一觉,吃完午饭,你可以到花圃去看看。”鹃姨说,一面扬着声音喊,“阿花!阿花!”
听这个名字,我以为她在叫小猫或是小狗,但应声而来的,却是个十四五岁,白白净净的小丫头。鹃姨要她给我倒盆洗脸水来。我这样被人侍候,觉得有点不安,想要自己去弄水,鹃姨说:
“这儿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你让她去弄,她整天都没事干。”后来我才知道阿花是鹃姨用五千元买来的,她的养父要把她卖到高雄的私娼寮里,鹃姨就花了五千元,把她接了过来。
洗了脸,我真的有点倦了。在火车上一直想着和端平的事,根本就没阖过眼,现在确实累了,连打了两个哈欠,鹃姨问我,要不要吃东西?我在火车上吃过两个面包,现在一点都不饿。鹃姨拍拍我的肩膀,就出去了。我关上房门,往床上一躺,那簌簌的稻草声使人松懈,那触鼻而来的草香也令人醺然。我阖上眼睛,端平的脸又跑到我的脑中来了,我猜测着他找不到我之后会怎样,又懊恼着不该轻率地离开他,带着这种怀念而忐忑的情绪,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2
我做了许多个梦,断断续续地。每个梦里都有端平的脸,他像个幽灵似的缠绕着我,使我睡不安稳。然后,我醒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窗口透进来的斜斜的日光,然后我看到窗外的远山,和近处牛栏的一角。一时间,我有些懵懂,不知道自己置身何方。我转侧了一下,从床上探起半个身子来,于是,我看到阿花正坐在门边的椅子里,在静静地缝纫着什么,看到我醒来,她立即站起身,笑吟吟地说:
“你睡了好久,现在都快三点钟了。”
是吗?我以为我不过睡了五分钟呢!我下了床,伸个懒腰,发现洗脸架上已经放好了一盆清水,没想到我下乡来反而被人侍候了。我望望阿花问:
“你缝什么?”
“窗帘。阿德哥到高雄买来的。”
我看看那毫无遮拦的窗子,确实,窗帘是一些很需要的东西,鹃姨想得真周到。洗了脸,梳梳头发,鹃姨推门而入,望着我微笑。
“唔,”她很得意似的说,“睡得真好,像个小婴儿,饿了吧?”
不错,我肚子里正在咕噜咕噜地叫着,我带着点怯意地对鹃姨微微一笑。还没说什么,一个“阿巴桑”就托着个盘进来了,里面装着饭和菜,热气腾腾的。我有些诧异,还有更多的不安,我说:
“哦,鹃姨,真不用这样。”
“吃吧!”鹃姨说,像是个纵容的母亲。我开始吃饭,鹃姨用手托着头,津津有味地看着我吃。我说:
“鹃姨,你怎么没有孩子?”
鹃姨愣了一下,说:
“有些人命中注定没有孩子,就像我。”
“你喜欢孩子吗?”我再问。
“非常非常喜欢。”鹃姨说,慈爱地望着我,仿佛我就是她的孩子一般,忽然间,我了解了鹃姨的那份寂寞,显然她很高兴我给她带来的这份忙碌,看样子,我的来访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吃过了饭,鹃姨带我去看她的花圃。室外的阳光十分厉害,我戴上草帽,鹃姨却什么都没戴。我们走过广场,又通过一片小小的竹林,林内有一条践踏出来的小路,小路两边仍然茁长着青草。竹林外,就是一片广阔的花圃,四面用竹篱笆围着,篱笆上爬满了一种我叫不出名目来的大朵的黄色爬藤花。篱门旁边有一架老式的,用人工踩动的水车,这时候,一个赤着上身的男人,戴着斗笠,正俯身在修理那水车的轴,鹃姨站住说:
“怎么样?阿德,坏得很厉害吗?”
阿德迅速地站直了身子,转头看看我和鹃姨,把斗笠往后面推了推,露出粗黑的两道眉毛,摇摇头说:
“不,已经快修好了,等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可以试试放水进去。”
他站在那儿,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褐色的皮肤在阳光照射下放射着一种古铜色的光,手臂上肌肉隆起,汗珠一颗颗亮亮地缀在他肩头和胸膛上,充分地散漫着一种男性的气息。我不禁被他那铁铸般的躯体弄呆了。这使我又想起端平,那白皙温雅的面貌,和面前这个黝黑粗壮的人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今天的花怎样?”鹃姨问。
“一切都好。”阿德说,走过去把篱笆门打开,那门是用铁丝绊在柱子上的。
我和鹃姨走了进去,一眼看到的,红黄白杂成一片,触鼻花香。在隆起的花畦上,大部分栽植着玫瑰,有深红、粉红和白色三种,大朵的,小朵的,半开的,全开的,简直美不胜收。鹃姨指着告诉我,哪一种是蔷薇,哪一种是玫瑰,以及中国玫瑰和洋玫瑰之分。越过这一片玫瑰田,有一大片地培植着成方块形的朝鲜草。接着是各种不同颜色的扶桑花、木槿花和万年青、变色草。再过去是各式菊花,大部分都没有花,只有枝叶,因为还没有到菊花的季节。接着有冬天开的茶花、圣诞红、天竺等。我们在群花中绕来绕去,走了不知道多少路,鹃姨耐心地告诉我各种植物的花期和栽培法,我对这些都不大留意,那五色斑斓的花朵已让我目不暇给了。
在靠角落里,有一间玻璃花房,我们走进去,花房中成排地放着花盆,里面栽着比较珍贵,而台湾较少的花,大部分也都没有花,只是各种绿色植物。鹃姨指示着告诉我:百合、鸢尾、苜蓿、郁金香、金盏、蜀葵……还有各种吊在房里的兰花,有几棵仙人掌,上面居然开出红色的花朵。鹃姨笑着说:
“这是阿德的成绩,他把兰花移植到仙人掌上来。”
“什么?这红色的是兰花吗?”我诧异地问。
“是的,它吸收仙人掌的养分生存。”
这真是生物界的奇迹!一种植物生长在另一种植物上面!我想,动物界也有这种情形:像寄居蟹、甚至人类也一样,有种人就靠吸收别人的养分生存。想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了。走出花房,鹃姨又带我参观各种爬藤植物,茑萝、紫薇、喇叭花和常春藤,在一块地方,成片地铺满了紫色、红色和白色的小草花。鹃姨告诉我那叫作日日春,是一种随处生长的野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觉得很好看,比一些名贵的花好看。参观完了花圃,鹃姨带我从后面的一扇门出去,再把门用铁丝绊好。
我们沿着一片菜田的田埂绕出去,我知道那些菜田也是鹃姨的。又走了不远,有一个水塘,塘里有几只白鹅在游着水,塘边有几棵粗大的榕树,垂着一条条的气根,树下看起来是凉阴阴的。我们过去站了一会儿,鹃姨说:
“塘里养了吴郭鱼,你有兴趣可以来钓鱼。”
“这塘也是你的吗?”我问。
“是的。”
从塘边一绕过去,原来就是花圃的正门。阿德正踩在水车上面,把水车进花圃里去,看到我们,他挥挥手示意,继续踩着水车,两只大脚忙碌地一上一下工作着。鹃姨仰头看看他,招呼着说:
“差不多了,阿德!也休息一下吧!”
“就好了!”阿德说,仍然工作着,阳光在他赤裸的肩膀上反射。
回到了屋里,我解下草帽,在烈日下走了半天,我全身都是汗,连头发都湿漉漉地贴在额上,鹃姨却相反地没有一点汗,她望着我笑笑说:
“到底是城市里的孩子。”
我站到窗口去吹风,一面问:
“你请了多少人照顾花圃?”
“花圃?只有阿德。”
“他弄得很好嘛!”我说。
“主要因为他有兴趣,他——”鹃姨想说什么,看了我一眼又咽回去了,只说,“他的人很不错!”
太阳落山后,天边是一片绚丽的红色,还夹带着大块大块的玫瑰紫,美得出奇。我站在广场上,看阿花喂鸡;那只穷凶极恶的狗经过一天的时间,对我像是友善多了,但仍伏在牛栏前面,用一对怀疑的眼睛望着我。风吹在身上,凉爽而舒适。我望望前面的田野,和那片绿阴阴的竹林,不由自主地顺着午后鹃姨带我走的那条路走去。走进了竹林,我仰视着那不太高的竹子,听着风吹竹动的声音,感到内心出奇地宁静,端平的影子不再困扰我了。忽然,我孩子气地想数数这竹林内到底有几枝竹子,于是我跳蹦着在每枝竹子上碰一下,一面大声数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数着数着,我数到竹林那一头的出口处,猛然看那儿挺立着一个人,我吓了一大跳,哇地叫了一声,才看出原来是阿德。他静静地立在那儿望着我,不知道已经望了多久,两条裸着的腿上全是泥,裤管卷得高高的,肩上扛着一根竹制的钓鱼竿,一手拎着个水桶,仍然戴着斗笠,赤裸着上身。我叫了一声之后,有点不好意思,他却全不在意地对我笑笑,笑得很友善,他有一张宽阔的嘴,和两排洁白的牙齿,他推推斗笠说:
“你数不清的,因为你会弄混,除非你在每数过的一枝上做个记号。”
我为自己孩子气的举动发笑。我说:
“我不是安心数,只是好玩。”为了掩饰我的不好意思,我走过去看他的水桶,原来里面正泼剌剌地盛着四五条活生生的鱼。我叫着说,“哪里来的?”
“塘里钓的。你要试试看吗?”他问。
“用什么做饵?”
“蚯蚓。”
我从心里翻胃,对肉虫子我一向不敢接近。
“明天我帮你弄。”他像是猜到了我的意思。“蚯蚓并不可怕,想想看,虾还不是大肉虫子一个,你吃的时候也觉得肉麻吗?还有海参和黄鳝,你难道都不敢碰吗?”
我望望他,他的态度不像个乡下人,虽然那样一副野人样子,却在“野”之中透着一种文雅,是让人难以捉摸的。我和他再点点头,就越过他向塘边走去,他也自顾自地走了。好一会儿,我望着榕树在塘中投下的暗影,凝视那鱼儿呼吸时在水面冒的小气泡。不知不觉地,天已经黑了,阿花带着威利来找我,我才知道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走进饭厅,我不禁一怔。鹃姨正坐在饭桌上等我。使我发怔的并不是鹃姨,而是坐在同一桌上的那个年轻男人——阿德。我是费了点劲才认出他是阿德的。他已去掉了斗笠,显然还经过了一番刷洗,乌黑而浓密的头发,粗而直,像一个大棕刷子。棕刷子下是一张方方正正的脸,粗黑的眉毛带点野性,大而率直的眼睛却显得温雅。他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衬衫和一条干净的西服裤,使他和白天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我诧异地走到餐桌边,鹃姨说:
“散步散得好吗?”
“好。”我心不在焉地说,仍然奇怪地望着阿德,阿德大概被我看得不大舒服,眨眨眼睛说:
“还不吃饭吗?”
我坐下来吃饭。但是,下午三点钟才吃过午餐,现在一点都不饿,对着满桌肴馔,我毫无胃口,勉强填了一碗饭,就放下饭碗。阿德却狼吞虎咽地吃了四大碗,看得我直瞪眼睛。当我看到他吃完了第四碗,又塞下了三个大馒头,我代他都噎得慌,他却若无其事。
饭后,我在娟姨房里谈了一会儿家常,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我说:
“阿德是怎么样一个人?”
鹃姨看了我一眼,笑着说:
“他引起你的好奇心了吗?”
“哦,他好像很——很怪。”
“是的,他确实是个怪人。”鹃姨说,“他是台大植物病虫害系毕业的学生。”
“什么?”我叫了起来,“他是个大学生吗?”
“不像吗?”鹃姨问我。
“哦——我只是没有想到。”
“三年前我登报征求一个懂得花卉的人,帮我培植花圃,他应征而来。”鹃姨说,“他对植物有兴趣,久已想有个机会做些研究工作,我留下了他,以为他不会干久的,谁知他却安分守己地做了下来,而且,还帮我做许多粗事。他从不知疲倦,好像生来是为工作而活着的。”
“他没有亲人吗?”
“没有。他是只身来台。”
“他是北方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