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乱被平定大多是依靠宣武军内部的力量和唐中央政府派去的军队里应外合才取得成功的。例如宣武军规模比较大的两次军乱是776年的李灵曜叛乱和822年的李介叛乱。这两次中央平叛的军队都得到了宣武军内部的支持和响应，第一次是得到了宋州刺史李僧惠和牙门将刘昌的支持；第二次是得到了宋州刺史高承简的帮助。这一方面说明宣武军部分军人的叛乱是不得人心的，得不到大多数宣武军将士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宣武军军队的组成很复杂，既包括胡化的河朔军人旧部，也包括忠于皇室的中原地区旧有军队和新的募兵，他们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有分歧，不像河朔地区那样纯粹由胡化的河朔军人组成，行动一致。

二、宣武军原因分析

中原地区本是唐中央政府屏蔽河朔、保护漕运的战略要地，地处中原腹地的宣武军为何军乱不断呢？

第一，汴乱多发的最主要原因要归于宣武军来源的河朔化遗留。对于唐代藩镇军乱，人们更习惯把目光投向中央朝廷，把更多的责任归咎于各朝君臣在藩镇问题上由于认识偏差、意见纷纭、相互顷轧等带来的处置失措以及节度使个人的跋息，但却忽略了对割据主体——藩镇的关注，尤其是对割据藩镇的内部结构缺乏必要的深入考察。而事实上，在解析藩镇割据问题上，探寻来自藩镇内部的原因，也许比去归纳来自王朝中央的原因更为重要。同样地，要回答前面所提出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宣武军为何军乱不断的问题，就很有必要结合宣武军的来源进行一下梳理。

安史之乱后，安史部下遍布中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3]南下的河朔军人滞留各地，成为各地藩镇军队组成部分，随之而至的是河朔的胡化风俗也因此而侵袭各地。杜牧论道：“国家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鹊、吐蕃，义无敢窥者。国家因以畦河修障戊，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liu，因亦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未尝五年间不战。”[4]

虽然宣武军有一部分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在本地招募的军人组成，在宣武军将士中，河北平卢军人zhan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宣武军的核心和骨干。

唐代宗时在册的藩镇共有43个，其中以南下的平卢军人或以安史旧部设置和担任节帅的有缁青、山南西道、汴宋、淮西、滑亳等。[5]而这些藩镇除缁青外后来大多都和宣武军来源有一定的关系。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在762－764年曾任汴州刺史、防御等使，张献诚是原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之子，先后在安禄山、史思明手下得到重用，特别是史思明叛乱时期，张献诚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带领数万叛军守汴州，“东都平，史朝义走还汴，献诚不内，籍所统兵以州降，诏即拜汴州刺史。”[6]后来移镇山南西道后，除带领部分亲兵赴任外，其原部当留在汴州。因此张献诚所率领的投诚唐政府的这一部分军队后来成为宣武军的来源之一。

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胃，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7]为平卢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田神功“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又“自缁青济淮，”助邓景山平定刘展之乱。“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师”因功迁“缁青节度使”。[8]侯希逸到达缁青后，田神功移镇兖郓，后史朝义围攻宋州，田神功率军解宋州之围，被任命为河南节度、汴宋八州观察使，田神功和其弟田神玉统治宣武军地区十多年，在张献诚后，田神功率领的来自河北地区的平卢军人已经建立了在此地区的牢固统治。

田神功、田神玉后，汴州发生了李灵曜的叛乱，叛乱被平定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的军队驻汴。“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蓟人。少籍军，以材力奋，事节度使薛楚玉、张守邦、安禄山等，甄劳至折冲郎将。”[9]后来为平卢军兵马使，和田神功一样，安史之乱爆发后，从河北地区泛海到达青齐间。李忠臣在汴州的统治从776年到779年，达三年多。

李忠臣后统治宣武军地区的为原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李勉虽然是朝廷任命的文官担任节度使，但其任节度使的永平军原来是安史降将令狐彰的军队，“令狐彰，……父濞，……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倜傥有胆气，涉猎书传，粗知文义，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天福中，以军功累迁至左卫员外郎将。”[10]后来令狐彰率领数千兵为史思明守卫滑台，归顺后被任命为滑亳节度使，因此其军队的主干应是原班人马，也就是以安史旧部为主体的军队。《资治通鉴》大历七年载：“（772）十二月，辛未，置永平军于滑州”。773年节度使令狐彰薨，死前推荐李勉为节度使，此时永平军只领陈、滑、亳三州。776年，平定李灵曜之乱后，又增领宋、泗二州。779年，又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此时永平军已有七州之地。宣武军原是永平军的一部分，781年元月，分永平军的宋亳颍三州置另一节度使，即宣武军。此时，刘恰（后来被赐名刘玄佐）是宣武军节度使，李勉是永平、宣武、河阳三道都统。汴州失守后，李勉全部把永平军交给了刘恰。宣武军治所到784年十一月，刘恰收复汴州后，开始迁来汴州。

因此，安史之乱期间和乱后，宣武军地区进入了大量的受河朔化影响比较大的军人集团。这部分军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安史之乱过程中南下的平卢军人集团，战斗力很强；另一部分主要是安史叛军投降过来的一部分，他们在安史之乱中是叛军，在安史军队走向末路的时候被迫投降，这部分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真正的拥戴唐朝政府。

先后镇汴的节度使及与宣武军来源有关系的节度使张献诚、田神功、李忠臣、令狐彰等都和平卢军人和安史叛军有关系，他们投诚唐朝后，尽管有的表现得很恭顺，但其所率领的军队河朔化很严重，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走向叛乱的道路。例如张献诚在其任职山南西道的数年中，向朝廷献马2匹，丝绢杂货共10万匹。但张献诚后，贾耽为节度使，朝廷任命行军司马樊泽取代贾耽为节度使，“牙将张献甫（张献诚弟）曰：‘天子播越，而行军以公命问行在，乃规旄钺，利公土地，可谓事人不忠矣。军中不平，请为公杀之。’耽曰：‘是何谓邪？朝廷有命，即为帅矣。吾今趋觐，得以君俱。’乃行，军中遂安。”[11]从张献甫的话中可以听出河朔化的味道，如果不是因为贾耽的机智和豁达，军乱就可能发生。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在任职期间，曾二度朝觐代宗，献马十匹，金银器50件，缯綵1万匹，最后卒于京师。774年，田神功死后，其部下汴宋防秋兵1500人叛乱，盗取府库溃归，稍后的汴宋李灵耀叛乱更为严重，李灵耀“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12]大历十一年（776年），在讨平汴宋节度李灵曜后，李忠臣得兼汴州刺史，使得汴州的骄兵开始出现，史载：“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迄于玄佐，而日益骄态，多逐杀将帅，以利剿劫。”[13]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职期间，“风化大行”，“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朝廷征兵防秋，他每年选派军士3000人，自带粮食，准时开赴。特别是在他大历八年临终之际，封仓库，清畜牧，安顿将士官吏，上表请朝廷命帅，而将其子令狐建等“勒归东都私第”。但令狐彰死后，“滑三军逼夺情礼”，要拥立其子令狐建为帅，“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14]刘全凉在宣武军长期为将，深受刘玄佐和刘士宁父子的信任，但在刘全凉为节度使后，却与淮西吴少诚谋袭陈许，后因为其病逝才作罢。与宣武军军队来源类似的缁青、淮西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缁青镇从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担任节帅后，立即与河朔藩镇接轨，走上了割据自立的道路，其后来接任节度使的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全面和唐中央相对抗。淮西镇李忠臣任节度使时，对唐中央忠心耿耿，“吐蕃犯京师，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场，使者至，即整师引道。诸将白：‘须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时召兵无先忠臣至者。”[15]后在平定华州周智光及汴宋李灵曜叛乱中都立了大功。但后来被李希烈所逐，淮西也走上反叛唐中央的道路。

上述诸镇发生的事件绝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军人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因为其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所以，在安史之乱中各镇无论属于叛乱或平叛的一方，也不管其节帅个人暂时对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军人集团在各镇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继或由军人拥立，乃是一种“情礼”。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缁青、淮西的割据，汴宋的变乱，都是“河朔习俗”影响的具体表现。[16]曾现江也认为始置于唐至德年间的淮西镇，因藩镇军队的主体由河朔军人组成而与河朔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因此而走上了类似于河朔诸镇的割据之路。不断强化的河朔因素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促使这里的社会风尚发生剧变：“犷戾过于夷狄”。[17]宣武军的军队组成类似于淮西，宣武军叛乱的参加者主要是牙将和牙兵，这部分人主要是来源于河朔地区，799年，董晋死后，陆长源为留后，有人劝他赏赐手下将领，陆长源曰：“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取旌节，吾不忍为。”[18]激起军乱被杀，可见陆长源被杀主要原因一是辱骂宣武将士为河北贼，二是不赏将士。这证明宣武军尽管地处中原之地，实际上源于河朔地区，染有河朔旧习。宣武军地区另外一些叛乱发生的特点多是要求自立节度，拒绝中央的任命，可以看出和河朔地区叛乱的特点是一样的或类似的。

第二，宣武军军乱较多的第二个原因与宣武军所处漕运咽喉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王力平先生在《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一文中对此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论者向以“兵骄将悍”来解释，很少联系安史之乱后汴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汴州舟车辐辏，是江淮运河的枢纽。安史之乱之后，设在汴州的盐铁转运巡院（后又有度支巡院）聚集了大量漕运物资。《新唐书》载：“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南、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19]宣武军辖区内就设有汴州、宋州两地巡院，宣武军每有风吹草动，朝廷总以巡院财物优赏、抚恤之，有时军乱的士兵也抢夺巡院财物。因此，设置巡院，漕运财物集中于汴，对日后汴州的治乱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由于汴乱导致巡院财务损失严重，“（于）颀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