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恶劣的心绪，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她隐隐觉得，生命的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她这时才感到了命运这只手的强悍。乎是她早已期待过这样的结局了。生命像一个圆，从一个点出发，最终又会回到那个点上去，谁也无法逃避这种引力。

通货膨胀的火还在无声而凶猛地蔓延，市场上的菜蔬几近绝迹，偶尔有几个土豆挑子，也会立刻被人抢购一空。为了给林徽因补补身子，梁思成开了车，跑到百里外的郊县，转了半天，才能买回一只鸡。

10月4日，林徽因写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费慰梅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在院里，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今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这年12月手术前一天，胡适之、张奚若、刘敦桢、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莫宗江、陈明达等许多朋友来医院看她，说了些鼓励和宽慰的话。

为防万一，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

在推上手术台之前，她淡淡地投给梁思成一个无言的微笑。

她躺在无影灯下，却看到了命运拖长了的影子。她似乎觉得自己走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沿着一条隧道进入一个洞穴，四周一片混沌。

不知过了多久，她隐隐听到了金属器皿的碰撞声。

前夜

冬天和春天一起来到了清华园。

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方兴未艾。11月6日，学校开始总罢课，饥饿迫使温文尔雅的教授和莘莘学子不能再沉默了，他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自己的宣言：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仁除了普遍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有的弄得精神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我们现在除了采取积极行动，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别无其它办法。

整个清华园前所未有的沸腾起来，就连烧开水的锅炉上也写着：“火说：烧死法西斯细菌！”的标语。全校师生员工频频举行演讲会，第一次喊出：“只有反抗，才能生存”的口号。

与此同时，北平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也随之开始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学校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警署还组织了海淀政府的“人民服务大队”，这些都是被保长挨户抓来的壮丁，每人发一根木棒，号称“棍儿兵”。北平特别厅发出逮捕进步学生的通令之后，清华园被反动军警和“棍儿兵”包围了数日，特务们还在西校门外的围墙上书写：“消灭知识潜匪”的大字反动标语。校园被围之日，清华园内粮菜来源随告断绝，学生和住在园内的教授们只靠一点咸菜和几个辣椒过日子。

生命的奇迹又一次回到了林徽因身上。肾脏切除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后身体也在慢慢复原。然而，她被眼前这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激动着，无法安静下来。白天“民舞社”的学生在胜因院的小广场上演《白毛女》、《兄妹开荒》，晚上就有特务、“棍儿兵”们穿堂人室抓人。

有天半夜，几个脸上涂着油彩、身穿黑衣服的家伙，带几个“棍儿兵”闯到胜因院十二号林徽因家里，大声砸门，嚷着“抓学匪、抓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