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宽思量了一番，做了决定。

他记得当时自己说：“谢谢村长、谢谢二叔，以后我会报答你们的。”

一句话，已经压了闫宽十年。

他只拿了村里和二叔一年学费，剩余三年都是勤工俭学赚来的。

大学第二年，闫宽觉得，那年的闫家似乎用光了所有的运势。

闫宽的爸爸苟延残喘了九年之后，在一个雪夜无声的走了。严妈妈和闫宽都没有哭，这是最好的结局，无论是对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

三个月后，闫宽的二叔被农用四轮车撞倒，依然是散尽家财也无用，丢下孤儿寡母撒手去了。

至此，闫家只剩下一个成年男人——闫宽。

闫宽心里有责任、肩上有担子。他没日没夜的学习、打工，换了无数份工作，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糟过。挣得钱除了学费和基本的伙食费都寄回了家中。

他凭一己之力养着多病的妈妈，一蹶不振的婶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弟妹。

起初他往家寄的钱都用来看病和糊口，后来家里催着要钱的电话越来越多，名目也越来越繁杂了。

打机井、买牲畜、修缮房屋、置办家具、弟妹的学费，以及换季买衣服。

再后来，闫宽工作赚得多了一些，电话来的更频密了：常年不断的药费，每年都要支出的种子、农药、农机具的费用，刚刚翻新两年就要推倒重建的房子，表妹给技校老师送的礼，表弟打架的赔偿款……大大小小的费用花样频出，基本没停过。

电话一般都是闫宽的妈妈打来，诉说着婶子一家的诉求。偶尔钱打得少的时候婶子或者表弟也会给闫宽打电话，遮遮掩掩、哭哭啼啼的再将难处说一遍，中心思想还是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