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钟敬明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被强制遣送到干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第二年终于可以和家人会面。

黎蕙宜在干校附近找了份工作陪着他，来年有了钟承河。

“你说我被惯坏了，你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和爸妈在乡下修路挑水”钟承河扯开衣领，露出肩膀上的刀痕，“这是为了给你抢生活费，我和人打架，被人家砍的。”

父亲在文革时期又被划为了走资派，处境更加艰难，被下放到了相当偏僻的乡村劳作，他和母亲没办法再跟去。

还记得某次过年时，母亲偷偷去当铺里典当了一只玉镯子，说要给钟承山寄生活费过去。

结果刚出当铺，就被街上游巡的人抓住，彼时只有十二岁的钟承河为了保护母亲和抢回钱，和对方大打出手。

那些屈辱和疼痛刻在伤疤里，成为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阴影。

“你知道妈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差吗，也是当年留下的病根。”钟承河哽咽着拽住钟承山的衣袖，“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指责我？”

父亲最终没能撑过那个是非难辨的年代，死在了冬天的野地里，手里紧紧攥着写了千百遍的思想反省书》。

钟承河难以忘记那天他和母亲看到雪地里的那个瘦骨嶙峋且伤痕累累的男人时，内心有多震荡。

他印象里的父亲总是温和清俊的，笑起来令人如沐春风，有最温柔的目光和最温暖的怀抱。

可是雪地里那个男人，枯槁如柴，一双漆黑的眼睛直愣愣的望着天穹，曾经他的理想也如白雪般不染纤尘，无上高洁。

“钟承山，你以为你当了个高官，娶了个好家世的老婆，过得风光无限，是你自己的功劳吗？”

“你口口声声关心妈，你给她熬过一次药吗？”钟承河说到这里，已经不想再同大哥纠缠，“你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家人，我们只是你用来完善身份的标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