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仅次于黄幡绰的咸通年间著名演员李可及曾在唐懿宗面前表演过参军戏《三教论衡》。这个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对唐懿宗提出讽谏，而是嘲弄了儒、道、释“三教”。对此，当时有人认为是狐媚不稽之词，后代则又有人认为是“一味滑稽谐谑，而不能托讽匡正”，不及先秦优伶。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公正的。《三教论衡》的大致内容如下：

李可及儒服敛巾，褒衣博带，持衣襟踱方步登座。坐定，即宣称自己要在这里通论儒教、道教、佛教。

坐于旁隅的演员问：你既言博通三教，那末请问，佛祖释迦如来是何人？

李答：是妇人。

问者惊曰：何也？

李答：《金刚经》云：“敷座而坐。”若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

又问：道家的太上老君为何人也？

李答：亦妇人也。

问者表示不解。

李答：《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夫“有娠”乎？

又问：文宣王孔夫子何人也？

李答：妇人也。

问者曰：何以知之？

李答：《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也。”若非妇人，为何“待嫁”？

这段对话，显然并非正宗的参军戏。李可及虽有化装，但并未扮演一个角色，而是处于外在的评判立场；问答之间，也没有嘲弄者、被嘲弄者的区别，李可及所嘲弄的，是当时并不化身在场的三教。这种滑稽片断，就比较接近后代的相声了。这里可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内容。

是的，李可及只是在人们的宗教观念上点了几下指头，没有开罪一个具体的官僚，但是，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整个唐代，儒教、道教、佛教都很盛行，虽然它们之间也常常展开论争，互相的地位高下也时有转移，但是要对它们全都予以嘲弄，还是需要有勇气、有见识的。李可及演《三教论衡》的五十年前，唐宪宗曾遣使迎凤翔法门寺佛指骨，一时间，朝野上下均为此事左右，崇佛气氛无以复加。大文学家韩愈身踞高位，上谏反对此事，几乎被处了死刑，后来被贬潮阳，投身远途。从这桩公案，到李可及演戏之时，佛教虽曾因唐武宗崇尚道教而一度衰落，但为时极短，很快又处于复兴状态。在李可及演《三教论衡》的前后，咸通十四年，唐懿宗竟又重开“迎佛骨”之举，理由是“属寇猖狂，王师未息，忧勤在位，爱育生灵”，不可不崇佛。总之，李可及与韩愈，都处于崇尚佛教的背景中，甚至都赶上了“迎佛骨”之举，而他们的态度又都是大不以为然的。但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背景，类似的态度，韩愈留给历史的是悲剧美，而李可及留给历史的则是喜剧美。

韩愈的斗争所流泻出来的悲剧气氛，再清楚不过地表露在他自己写于贬途的这首著名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