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

感觉早晨像个物体，是因为一个傈僳族老人。他坐在怒江边，安静、悠然，像北方男人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他坐在早晨，早晨不再是一个时间，早晨是个物体，他坐在上面，早晨就属于他了，一块苞谷地一样属于他了。从他身上感觉出的早晨，那么宁静，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时光。怒江刚才还那么野性，老人出现了，它就成了一匹匹驯化的野马群，没有了荒滩野地的暴戾。

老人身边，一来一往两条溜索，如长蛇爬上一处有七级台阶的岩石，然后箭一样射向了对岸。不到江心它就消失了——因为江面太宽，人的视力不济。

怒江很低，山坡公路下，像一条被困的巨龙。老人并不在意它，尽管江水怒吼。

我的突然到来，老人给了一个回头。一双深邃苍劲的眼睛露出锐利的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他是一只老了的苍鹰，懒懒地收敛了自己的翅膀。转回头去，他就忽略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动都没有动。

傈僳人不会走到岸边来看怒江。他们彼此靠近，只有轻缓又悠闲的脚步。彼此能从脚步声感觉到各自的心事、性情。从小车里出来，然后站在江边望一望，这是外来者才有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瞬间看见了老人的一生——他在怒江边生活，如同一棵漆树，从出生到衰老，一生被他过得那么漫长，怒江已等同于整个世界了。梵高当年画《吃土豆的人》、罗中立画《父亲》也一定是这个感觉——那一瞥有人一生的命运。

对岸一个人影向我飞了过来。那铁制的滑轮在钢缆上“吱——吱——”直响。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在飞。我和岸上的石头、树木向他扑来。眨眼间他由一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上衣、米色裤子的中年男人。快到岸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甚至停下来了，我们彼此都确定了一个位置。尽管我没有动，因为有人动了，世界都在动荡中。他右手扶住滑轮，左手攀着钢缆，一节一节把自己拉到了岸上。这是钢缆下坠造成的。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一边从钢缆上取下自己带着的滑轮和吊绳，一边笑着问我要不要试一试。这是一种以死亡作背景的游戏，落入江水里人是很难生还的。像人向死而生一样，长期的熟视无睹，死亡的威胁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我在考虑他这个早晨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从一个功利主义社会引申出来的含义。他一个人两手空空，裤脚挽得高高，趿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笑容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从从容容，像在玩溜索。我不相信他只是好玩才过江的，我想他过江来要么做买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么至少也是来吃个早餐、走个亲戚。他说是看朋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正经事情。一大早就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做，生命只是用来享受时间的，还有时间中萌生的情谊。

在湍急的流水上，人的生活从容淡定地展开。流水并不能暗示什么。

面对怒江，面对怒江上的老人和中年男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车时，身体仿佛获得了解放，肢体放松了，坐姿改变了。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回到了广袤的田野。

回车的路上，一个傈僳少女正在上厕所。她上的厕所就在大路边，对着公路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挡。她在我经过的这段时间里拉完尿，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视我如无物。她同样很平静，在江水喧腾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我感到了害羞。而随后我对着穿民族服装的傈僳人拍照时，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躲避着镜头，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害羞、一种禁忌？像传言说的害怕灵魂被摄走？厕所是属于城市的（对于贫困的怒江，照相机也是属于城市的），生活在怒江大峡谷里的人，哪里蹲下哪里就是厕所。这种身体的开放，是与自然谐和的。身体的开放对应于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怒江人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质朴、自然、开放，性以及伦理观念都出自人的本性。

早晨的阳光在陡峭的山坡如退潮的洪水，层层进入谷底。飞石滚过公路提示着无限的偶然。生死也在偶然之中。两栋稻草房出现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像心情一瞬间的悸动。

这时，一个人背着柴捆爬坡，那木柴捆是那样巨大，从人的臀部到肩部，再升到头顶，直爬到头顶上的天空。人显得那么的小。头顶上正是那两栋稻草房。这是一组非常原始的图景：那稻草房只有树枝支撑着，它被木桩架空在坡地之上；而大根的木条又压在人的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工业化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没有一样不直接来自于土地。我的兴奋会来自于这种原始吗？或者是因为我渴望见到这样原始的景象？这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呈现，古老的时空再现。在人类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之前的那些原始的世纪，生活没有遭遇到物质的入侵与改造，人只得与自然相依为命，只得对大自然顶礼膜拜。那个人站立喘息，大口呼吸的仍然是植物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芳香、土地在阳光下吐故纳新的地气。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

爬上山坡，走近茅草房，那个背柴的人也在我站在地坪时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地坪。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少女，白晰的皮肤，文静的性情。她的目光善良、明澈而含蓄。她的黑色衣服是一套运动衫，这是现代工业制成品。稻草房里显然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父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那张黧黑的脸充满了慈祥，他也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句话，表情亲切却没有笑容。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正在搓着一根草绳，手里的活儿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干起来了。

对这一家人，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出现又迅即消失呢，是天空中的云朵和站立的我。

他们贫匮得难以想象，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却一派安详、宁静。在他们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病态的猎奇，我并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

神灵

听人说“尼”这个词时，我正在腊竹底村阿娜家。我坐在一个灶房里，房里有泥石砌的灶和地上的火塘，吃饭的地方就挨着火塘，一根铁杆从房顶吊下来，勾着一口铁锅，下面有一个铁的大三脚架，三脚架下是噼叭烧着的树枝和炭。铁锅里的肉香飘满了大灶房。

很多人家没有泥石砌的灶，阿娜家是村里殷实的人家。她家砌了泥石灶仍然还留着火塘，因为火塘里面居住着达卓庞，它是家里的保护神。火塘里的火是长年不熄的，火塘不能丢进污秽的东西。

下午跟阿娜一起做完礼拜，又去村里看了百岁老人阿雅，然后我们一起回到阿娜家里吃晚饭。地坪里，阿娜的弟弟跟他的朋友打了一天的牌。喝空的啤酒瓶堆了一地。一家人忙着给他们弄吃的，一道道菜上到牌桌旁。他们真诚、快乐、幸福，像亲兄弟。每个礼拜天大家轮流做东，从县城上帕拿回的工资差不多就花在吃喝上了，他们很享受自己劳动的收获。

她的父母用傈僳话交谈着，他们为我杀了一只鸡，用漆树籽榨成的漆油炖了。又从一个大的瓷盆里给我倒上了大碗的杵酒。这种酒是由玉米糁、小米做的甜白酒。酒糟与酒混在一起，酒要用瓢滤出来。阿娜的母亲对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念到了“尼”，因为她杀了一只鸡，她要为这只鸡的灵魂“尼”说些抚慰的话。傈僳语称神灵为“尼”。

黄昏迷蒙的空气里，似乎有无数的“尼”在飘浮着。这是人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只有村里的尼扒（巫师）尼玛（巫婆）才看得见，他们让人把双手合拢在纸上，念过咒语，对着手和纸喷一口酒，“尼”：在纸上可以显出行迹。

傈僳人敬畏和崇拜的“尼”有三十多种。人和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尼”，所有生命都是同根生的兄弟，在轮回的时光里，你今生是人，来世也许是蜂是花是树。生命可以死，但灵魂不死，它在不同生命之间轮回转换。因此，傈僳人对自然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着敬畏。死对于傈僳人不是十分悲伤的事。有的人称自己是虎的后代，有的称自己是蜜蜂的后代，也有称自己是荞的后代、竹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既有动物也有植物。

阿娜的父亲到屋外取水。水是从碧罗雪山流下来的，从一根竹管流到了家门口。他用碗盛了少量杵酒，泼向那股汩汩流淌的山泉，口里念着祭水神的话，我听到了他口里说着的“尼”，说到这个词他充满了神秘和畏惧的感情。他在感谢水神赐给他水。桶里的水接满了，他的祷词也念完了。水从哗哗的响声又恢复到了它永远汩汩的流淌声。这流淌声在暮色里似乎变得喑哑隐秘了。

这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喃喃的对神的吟诵中度过。我与阿娜去了娃底村扒吉古教堂。二千多年前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一幕，在福贡县上帕镇娃底村扒吉古教堂重现。傈僳人聚集在一起吟咏《圣经》。一部《圣经》，与希腊、罗马，与二千多年前的公元纪年，一起抵达了这个被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深锁的峡谷。

在道教、儒教也没能越过的重重山岭，天主教、基督教却通过神父的双脚，在一百年前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怒江两岸。在这之前，只有藏传佛教在西藏喇嘛们摇动的转经筒下沿着峡谷的茶马古道，传到了这一地区。

二千年来，西方追寻着世界的起源，东方寻求着对于世界的解释。西方有了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东方探索出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一神论统一了西方世界。而东方之神却像花草一样繁杂。而今，天主教、基督教抵达了东方，进入了最隐秘的大峡谷。

扒吉古教堂就在怒江岸边的一块平缓的山坡地上。这天下午，看不到太阳，却有稀薄的阳光。三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就走到了高黎贡山的另一面去了。那边是缅甸。高黎贡山在一片蓝色中变得幽深。而在这并不宽阔的江滩上，田埂上出现了穿着鲜艳服装的人，人数最多的是妇女，也有男人、小孩。他们走在种着水稻、草莓、青菜的土地上，田埂让他们自然地排成了一队，他们放开膀子走着，走得急急忙忙，像赴一个重要的约会。这是每周都要上演的一幕。傈僳人丢开农活和家务，穿上干净的民族服装，打理好一种心情，就走出家门，去与虚空里的神灵对话。

我跟着他们走在田埂上，土地高低错落。踩着繁盛娇嫩的青草，春天的风充盈着水汽，植物的气味在一股股风里清新而厚实。

一栋大坡屋顶的房子出现在田地里，山墙屋脊上立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大门还紧闭着，男男女女在地坪上坐了一片。他们有的在交谈，更多人在默默等待。

我爬上山坡，俯瞰着正在他们背后奔腾的怒江，那些从怒江上诞生的神灵还会让他们感到敬畏吗？

教堂前只有一张台，圆弧形的桌面。一个年轻的牧师上去先念了一段《圣经》，解释完大意后，他带着下面的教徒一起念。他念一句，大家跟一句。除了诵经声，教堂里没有一丝杂音。每个人全神投入，心无异念。

接着唱圣诗。还是那个年轻牧师起了个音，大家随着他手中的节拍唱了起来。男女自然分成左右两边，男人们很多最后才赶到。傈僳语的和声，浑厚、温暖，像阳光穿透了教堂空间。

一个穿灰色碎花上衣的年轻妇女，她背上红色布袋里背着一个小男孩，她歌唱的时候，那张疲乏的脸庞立即焕发出一种神采，她背上的小孩也不动弹了，睁着的大眼睛像在沉思。最后上台领诵的是个老人，他当过福贡县县长。在漫长的诵经声中，我体验了在西方教堂同样的肃穆与神圣。

在上帝来到怒江之前，傈僳人的上帝是天神“加尼”，“加尼”是万物的总主，是它创造了世界；山神“米斯尼”仅次于天神，是天神的使者，主宰着自然万物之神灵，可比天主教的天神“加弥尔”。与西方创世记相比，傈僳人的天神创造世界用了九十九个昼夜，也同样有一次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最后只有兄妹俩人幸存……

一神论的天主教、基督教是否让大峡谷里树叶一样多的“尼”开始变得面容模糊了呢？天主教、基督教人才具有灵魂，动物只有生魂。

一个泛神论的世界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灵性的生命如果不能再赋予树木花草，怒江还会神秘吗？

阿娜幽幽地跟我说，信教的人不准年轻人按傈僳人的习俗办婚礼，她很久也听不到动情的对歌、赛歌，很久也难尽情地跳一回锅庄。青年要进教堂举行西式婚礼。按自己民族的婚俗办喜事，会受到教堂的歧视，再也不准进教堂。在阿娜的叹息声里，大峡谷的寂寞似乎更深了。

围绕阿娜家的是一个小菜园，园子一扇小柴扉连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一路台阶走下去，就是黄色的怒江。阿娜家是砖石砌的房屋，村里人住的都是千脚落地房，干栏式竹木结构，由木条搭起房架，木板和篾笆铺成楼面，四周围以篾笆。屋顶用的是油毛毡。去年的一场大雪，许多房子被积雪压垮了，政府救灾时每户发了油毛毡。原来盖的茅草就不用了。我穿过一栋栋沿坡地而建的竹木屋，想在天黑前，亲近一下怒江。

在一块大石头上站稳脚跟，我弯下腰伸出右臂，手指终于摸到了怒江的水。水温不算太冷。江中融化的雪水不多了，江水大都是沿途峡谷里奔涌汇合的雨水。五月的大峡谷，到处是飞瀑。江面被视线压得低了，浪的起伏从水中消失，只有扑面的水汽，似乎闻得到西藏的味道。那是我七年前走过的地方，在上游八宿、左贡，怒江像条浑浊的不透明的玉色飘带，颤栗不宁；四面狰狞高山不见一棵绿树。

身后的阿娜换上了艳丽夺目的傈僳族服装，红色欧勒帽，珊瑚珠像一串串雨滴随长发滚落，斜挎在左肩上的拉本，成串的玛瑙、贝壳料珠和银币横过胸前，像一道彩虹直落腰下。红色无袖右衽短衫，是野地上的一团火苗，跳跃、燃烧。多褶花麻布裙，晚风中摇曳边地风情。她有一张罗伯茨的大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天空的蓝光正在那里闪耀。

阿娜身后，腊竹底村上空，雪山顶闪现着一团橙色、温暖的光泽。黑暗已经模糊了山下的一切。只有怒江泛着白光，像是一个天地间醒着的神灵。

美女

问同行的多多，我们可以走到西藏的边界吗？公路在贡山的丙中洛就没有了，到察瓦洛的路正在修，察瓦洛是西藏察隅县的一个镇，察隅相邻的墨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我曾从那条峡谷走过。从丙中洛重丁村下到峡谷，走过秋那桶，再往雪山深处走，察瓦洛藏在重重雪山后，一两天是走不到的。那么丙中洛呢？三天后，我们的车可以开到。那里有个坎桶村，多多去年到过。它是一个麻风村。位置正在怒江第一湾上，当地人叫火夹。站在丹拉大山公路上俯瞰，怒江冲到山脚下，一个180度的大弯，又朝着它来的方向走了。那个转弯处，像神的一只脚从山脉中伸了出来，脚趾上的指甲就是麦田，田间零星的几栋木屋，就是坎桶，一个怒族人的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