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验证对他们基本上完全不是问题，除了日常准备数量不少的备用号码之外，他们还能使用虚拟号码进行注册，至于身份证号码，从实名制以来，许多营销团队和水军工作室也都一直有应对方式，就是使用“买卖来”的身份证。

这些身份证许多都是真实的，有些是通过不法途径买来的身份信息，原主并不知情，另一种则是通过某种途径——比如说廉价网络赚钱骗局骗来的身份信息，原主有些知情，有些不知情，但是都是自主提供了身份信息的。

殷怜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大致辨别和记录下这些水军团队的ip信息，或者对应的常用代理ip供应渠道，使用的机器编号，然后由ai根据她设定好的程序规则分析出哪些是本人使用，哪些是被人盗用。但这个过程不是百分百准确的，别说ai的逻辑推断本身就有其局限性，长处在于工作效率而非工作能力，就是殷怜自己也不敢说能对他人的行动作出百分百准确的预料。

她只能依据自己有限但是极力在扩展的经验阅历，对于水军的行为作出一般性符合人情常理的推断，但是这世上的事情本来就千丝万缕，发展各有不同，举例来说，她可以根据两个人的姓名，年纪，长相，籍贯等等内容推断双方是否有亲属关系，但是却不能排除忘年恋，随父姓或者随母姓，离家居住等各个可能性。

亲属关系的挪用身份信息和一般的盗用身份信息肯定是有区别的，后者殷怜可以从原主那里寻求立场上的合作，前者不管对方知情不知情，应该都不会配合对方追究责任。

为此殷怜很是潜伏了一段时间，一边观察和记录水军的行动信息，一边与公安进行合作，追索和联系比较有可能是受害者的身份证原主，对整个事情进行了调查和求证。

她甚至已经早早联系好了律师。商讨相应的追诉策略。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很难进行追究的。国家对于盗用身份信息的追究和定罪也基本上符合一般人情规则，总体上惩罚力度还是看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这种情况下，光是这种程度的盗用身份证注册网络账号其实并不能给予足够有利的惩罚，至少在利益和损失的对比之下，很难震慑水军团队。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殷怜也一直在积累证据，统计水军藉由虚假身份信息而逃走的各类奖品和赠品价值，与此同时，其实他们客服方面也在与一部分用户进行沟通和联系——因为一证一号的原因，会有一些被盗用了身份信息的人试图注册app时，却意外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竟然已经被人注册过，自然只能跑来对官方客服进行投诉。

其实这类人群是极少数的，因为水军很多时候也会对于身份信息进行筛选，尽量挑选那种不容易被发现的操作。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挑选的受害者要么就是很少上网的，要么就是本身与他们的业务领域交集可能性很小的。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操作。

随着利益越大，身份信息的需求性越高而对身份信息的验证力度越强的情况下，在斟酌利害之后，很多营销公司都越发大胆，哪怕知道可能会和原主产生利益冲突，也不在乎被发现，反正最多就是被申诉然后失去一个账号而已，毕竟他们也不会在特定账号上进行投资。

而普通人对此也确实无能为力。

网站面对这种事情，即使有能力查封，多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减少麻烦，除非闹大了，否则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程度的虚假信息基本上不痛不痒，毕竟水军公司一年在一些网站上的运作成本可大多了，而大部分能够转换成网站的收益。

不过殷怜“不识抬举”，“意气用事”也不是最近的事情了，也不在乎别人觉得她这一着损人不利己。

之前申诉过的用户，官方客服都记录下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特意挑选出了其中本身态度和观点都比较一致，想要对这件事进行追究的用户，并和他们合作开始搜集曝光材料。

与其同时，殷怜也私下找机会和律师团开了几场会。在会议上，他们主要还是对于之后的庭审策略进行了讨论。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殷怜首先提供了这些水军通过“虚假身份”从网站骗取的物品总价值，律师团假设了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水军很可能会以“积分”是其“劳动成果”这样的角度进行辩驳，这种情况下，他们设定的策略是尽量验证“观看节目视频”是一种娱乐活动而非劳动付出，而答题是一种科普性的知识获取而非价值创造，并以此来论证水军从受害者身上窃取到的利益不限于金钱和商品，也包括非物质利益。

殷怜聘请的一位大律师还很遗憾地表示：“你这网站怎么不收费啊？按照这视频的人气和质量，但凡一个月五块钱的vip价格，我们都能从这群家伙身上再剥下一层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