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指后来的东胡、鲜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

也就是东方的越国、南方的楚国、西域各国、北方东胡或匈奴政权。

“中国”不断向东、南、西、北扩大地盘，融合族群，概念代表的区域也不断变大。

但是可以说，一直到很晚，“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中国”正式成为法律概念，要到1869年。

那年，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

条约上，两个缔约主体，一方是“沙俄”，一方是“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额图、佟国维，用来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称。

自此以后，涉及到国家关系时，“中国”才成为这一片区域核心国家的称呼。

在此以前，秦、汉、晋、南北朝国家、唐宋元明清，都是以自己的政权名称代表自己国家名称。

正因如此，东周时期的那些国家名称，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比如，曹丕夺汉，他建立的政权是“魏国”，这个“魏国”，也就是春秋晚期，“三国分晋”产生的那个“魏国”的名称。

曹丕自称“魏国”，也是复辟东周魏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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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拓跋珪将自己的国家名称，由“代国”改为“魏国”，也是想表明：自己的道统来自“东周魏国→曹氏魏国”。

同理，司马炎篡魏，将国号改成“晋”，也是要表明：自己就是春秋霸主“晋国”的继承者。

刘裕将国号定为“宋”，也是用春秋时期的宋国定位自己，表明自己是有道统传承的。

后来出现的“齐”、“周”、“陈”…等等，都是同样原理。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无论这片区域的政权名称怎么变，其地理格局变化却不大。

具体来说，这片区域的地理格局有两道明显分界线：东西分界线、南北分界线。

东西分界线是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脉。

这几座东北—西南走向的山系，将这片区域的地界分成两部：东部地势低、整体平坦；西部地势高、整体是山系连绵且多崎岖。

而这片区域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

秦岭西起陇南（甘肃南部），东至南豫州大别山，东西长3200里，南北最宽200里、最窄20里，海拔高度在2000—2800米之间。

淮河发源地正是秦岭的东部终点，大别山系中的桐柏山。

它向东而去，一路吸收许多支流水系，穿州过郡直达东海。

淮河流域东西全长2000里左右。

在秦岭—淮河以南，相距大约平均500里，是南方的母亲河长江。

秦岭—淮河以北，相距大约平均700里，是北方的母亲河黄河。

淮河是南方刘义隆宋国的生命线。黄河是北方拓跋焘魏国生命线。

长江—淮河—黄河中间这片宽约1200里、长约2000里的区域，就是双方经常发生争夺战的地方。

对于南方刘宋国来说，长江是腹地。一方面，它是天险，不需花太多心思去守。另一方面，不可能全线防守长江：守不起也守不住。

因为长江多数处于平原地带，要过江太容易了。

所以刘宋国的北部边防是守淮。

若干年后的1949年1月，当淮海战役结束，北方胜出时，国际上预测中国局势，出现几个版本。

其中一个是“划江而治”：以长江为分界线分南、北两个国家。

这纯粹是不懂中国地理的扯淡。

南方政权没守住淮河，中国则不可能南北分治。

只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方吞掉另一方、或成立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这玩意，正是交战双方在苏联操纵下，于20年前共同推翻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去成立它？

那就只剩一种选择、一个可能：死磕，一方胜出独享政权。

结果是北方胜利。

时间回到1500年前，南方政权刘宋国决意北伐，军事部署正是由长江沿线出发，在秦岭—淮河一线集结，分几个点同时向黄河推进。

南方宋国在秦岭—淮河一线的三大军事要地分别是：东部淮北第一重镇彭城（徐州）、中部淮南第一重镇寿阳、西部秦岭/淮河衔接处第一重镇襄阳。

这三处都是水陆交通发达枢纽。

反观北方：魏国军队优势是擅长陆战、阵地战；劣势是不擅长水战、攻城战。

刘义隆选择七月攻打拓跋焘，正是想避开魏军优势，发挥己军优势，利用雨季、以水师出击，攻打黄河沿岸要塞，然后坚守据点、巩固并逐步扩大战果。

可以说，刘义隆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正如彭城太守王玄谟所言：天时地利都在宋国。

王玄谟不敢提“人和”；

参军沈庆之则明确指出刘宋国缺乏“人和”：昔日到彦之、檀道济那样的大将军，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何况宋军如今的将领，没一个比得上到、檀二位。

不过，刘义隆则对王玄谟抱以厚望：他觉得王玄谟就是自己的白起、韩信，一定能取得北伐胜利。

刘义隆也是一位聪明绝伦的君主。他岂不知大兴战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他已与王玄谟讨论过多次，对后者的军事素养十分欣赏。

在他的心中，王玄谟就是自己此次北伐的“人和”。

至于到底是不是，只有等事实来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