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天命建元的前三四年（1612-1613），努尔哈赤就在进军乌拉时说了两句纲领性的要紧的话：“若无阿哈，主（额真）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

天命六年（1621年）闰二月，努尔哈赤又说：“贝勒当爱诸申，诸申须爱贝勒。”同年二十八日他又下谕讲：“汗善待国人，国人对汗亦好，贝勒善待诸申，诸申亦对贝勒好。若汗知国人之苦，贝勒知诸申之苦，则诸申、伊尔根虽劳苦从事，亦无怨恨矣。”

这一系列的汗谕，中心思想是诸申必须尊诸贝勒，特别是本旗旗主贝勒为父，听其辖束，当兵服役，纳赋供税，为其效劳。若有怠慢不恭，不要说一般诸申要遭受旗主贝勒的从严惩处，就是八旗官将也要罚银降职，甚至监禁处死。由此可见旗主贝勒权势之大。八和硕贝勒拥有这样大的权力，是“共治国政”制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选择汗位继承人的困难，也对共治制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酋长之子，在父、祖被杀，亲族变心，部众离散，仇敌威逼，险遭灭门之祸的恶劣形势下，英勇不屈，几经鏖战，历经千辛万苦，才网罗了一批战将，打下江山，建立起强大的后金国。

创业之艰辛，努尔哈赤是深有所感的，因而很早就想选择理想的嗣子，亲手教导，亲眼督察，让其迅速成长，理好国政。早在五十二岁时，他就着手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时已经成年，能够统军征战，为汗喜爱的儿子，有四个人，即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前三人是大福晋所生，后者为爱妻之子，四人均已成为有权有势的贝勒。

论军功，论嫡长，褚英最有资格，但努尔哈赤嫌他心眼狭窄，处事不公，但若立其他人，又有“僭越”之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让褚英执政。努尔哈赤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让褚英得到锻炼，使其能学会理国治政，承担起主持后金政事的重任，并在八旗官将兵丁中树立起威望，以便他去世后能顺利继位。

不过褚英确非璞玉，难以雕琢，其后的表现让努尔哈赤十分失望。在他发现褚英虐待四弟、五大臣而加以训斥时，就讲得很明白，他说：

“吾非因年老、不能征战，不能裁决国事秉持政务，而委政于尔也。吾意，若使生长于吾身边之诸子执政，部众闻之，以父虽不干预，而诸子能秉国执政，始肯听尔执政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努尔哈赤在监禁处死褚英后不久，又择立代善为嗣子，而且明确称为太子，告诉诸贝勒大臣，他去世以后，由代善继位，叫代善要“善养”其继母及诸弟。可是，由于代善本人的过失，由于有人暗中盘算和火上浇油，努尔哈赤大怒，于天命五年九月废掉太子。

此时，四大贝勒中，代善被责，莽古尔泰生母被休，阿敏为侄，自难入选，唯一未受牵连的是四贝勒皇太极，可他毕竟还不是“中宫”之子，有此缺陷，很难为其他贝勒接受。第三个大福晋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年岁太小，选为嗣子，实为困难。

因此，努尔哈赤有了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想法，让诸贝勒、众大臣在誓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立八和硕额真，共同裁决大事。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事未有实行，直到天命七年才正式确定。

总体来说，正是由于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拥有强大的权势，诸贝勒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下，以及无法选定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这才决定在他去世以后，不沿袭自己的国主独尊的旧制，而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话锋一转，我们来说说多尔衮。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以鲁莽、野蛮着称的莽古尔泰竟然会想出“八王议政”这个法子，还想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议，多尔衮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自己当场拒绝，恐怕会引起众人的不满和反感。毕竟，这些人可都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后代，自己若是公然违抗他们的意愿，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多尔衮既无法拒绝，也不敢轻易回绝。尽管满人并不强调仁义孝道，但在这样一个场合下，他若直接否定了大家的提议，那就等于是当众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种行为不仅会让他失去人心，更可能引发一场不可收拾的内乱。因此，多尔衮只能暂时隐忍，等待时机。

多铎也是愣住了，心中暗骂：“妈的，我还没出手呢，怎么就输了？”他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投票，最终通过了决议，豪格以六票的优势，成功地获得了皇位的继承权。这个结果对于豪格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此时的豪格自然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然而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自幼学习汉文的豪格竟然开始模仿起汉人皇帝的行为举止，玩起了三请三让的把戏。只见他一脸谦逊地说道：“本皇子德小福薄，实在难当此等重任啊！”说完，便故作潇洒地拂袖而去，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崇政殿。留下一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使各旗的和硕贝勒（固山贝勒、旗主贝勒）拥有很大的权力，分别成为本旗的所有者和军事统帅，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主奴关系。旗下官将兵丁，都得听从旗主贝勒的调遣，都须服从旗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