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辩令王壬等人语塞，面色难看至极地过了一会儿后才纷纷斥言：“你这是强词夺理！”

钟清衡丝毫不怒，只道：“既说钟某强词夺理，那便请诸位大人有理有据地反驳钟某。”

王壬难以反斥，唯有转而对议案第三条开火，直言无论女子是否因买卖为妻为妾，既已被官府记录在案，那便是合法的婚姻关系，断无承认之后再否定之理；且买妻买妾虽有错，可并非主使拐卖之徒，若是判刑恐此法过于严苛。

而王壬的这一番反斥，钟清衡尚未开口，礼部尚书江晟已先忍不住辩驳道：“王大人怎的此时又不把礼法挂在嘴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买妻买妾敢问可有遵双方父母之命？再者，大蘅国律例规定，定婚成婚需是男女双方自愿。拐卖本已违法，买妻买妾便更谈不上自愿，既是非自愿便是违法，即便官府记录在案，其本质亦是违法，又何来的合法婚姻关系？官府承认的是经过造假的违法婚事，为何不能否定？

“若说买妻买妾有错却罪不至判刑，我认为此言差矣。买卖因何而起，正因有买家出价，方有人铤而走险充当卖家，拐卖者罪不可赦，买者亦然。甚至可以说买者才是拐卖屡禁不止的罪恶之源。当然，我知道王大人一直以来都反对酷法，频频以商鞅变法失败为例证明酷法不可取。然若是商鞅之法当真如此不可取，何以后世不断以商鞅之法为蓝本制立新的律例？荀子言，‘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有此儒学在上，证明礼仪教化为先，律法治理为辅，可若是将礼法不放在眼中，便该重用刑罚禁止这些恶徒的不法之行！王大人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竟连儒学与律例都不研明，这些年来怕是冤了不少人啊！”

江晟之言把王壬气得差点便在殿上昏过去，王壬向楚岳峙下跪恳请三思，表示律例沿袭多年，万不可轻言改之，更不能轻易动用酷法。

楚岳峙却道：“钟次辅所言，句句在理，礼在法前，何以不能改？若说酷法，这杖八十是刑，牢狱是刑，流放是刑，可如今这判刑标准尚未定，怎的就成酷法了？”

王壬哑口无言，楚岳峙干脆让其就这么跪着，想通了再起来，其余反对的朝臣见状顿时未敢再多言。

至此，钟清衡提议律例修改得以确立，将在与刑部及大理寺进一步商议，敲定各项细节后颁布推行。

十二月中旬，离正月休朝尚有大半个月，大理寺卿阮邢与内阁次辅凉忱共同提出，今民间有女子从商，其中以寡妇或因为帮补夫家而不得不从商的妇人居多，但在从商过程中，时有纠纷，因大蘅国并无相关律例，即便上报官府也难做定夺，故提案应对女子从商订立相关律例，让官府有法可依依例审判。

女子不应抛头露面，此乃默认之礼，女子从商必然在外奔走，如此便是有违礼制，于是再次有大批朝臣进言，比起订立规范女子从商的律例，更应明令禁止女子从商破坏礼制。

禁止女子从商之言，几乎是一提出便遭到了驳斥，因与之相关的乃女子拐卖案的受害女子在获救后，若家人不愿领回又或受害女子本身不愿回归故乡遭人指点，朝廷都将会帮助受害女子改名换姓，并统一安排她们进入由朝廷设办的绣房与织布坊中，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若是禁止女子从商，那便是在质疑朝廷多年来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错，而那些因被拐卖而人生遭毁的受害女子岂不是又要失去栖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进言，遭拐卖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该纳入用以作为对比，且若准女子从商，岂非鼓励女子罔顾礼制在外抛头露面？

司渊渟对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为反驳：“《太平广记》有记，‘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多有驴畜’。若夫已亡故，又无子女，寡妇不从商该以何为生计？敢情真要让人饿死，再让人议论，大蘅国容不下无依无靠的寡妇，还不如前朝？不仅如此，《太平广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女子在纺织、冶金与果蔬商铺等经营记载，足可见过往朝代历史上并非没有女子从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从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诚然，大蘅国开国之初也认定工商杂色之流，大蘅国对工商早已开放，海禁解除后海贸更让大蘅国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今律例早已参照《全唐文》定下新法，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既已允许商人与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贸繁荣也令百姓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又为何不准部分情况特殊的女子经商立业，让她们得以凭己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