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陶三郎道，“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用女栏头向女商收税这个办法的？”

谢暎愣了一下，心说其中大义您不是都在文章里写了么？也不怕我偷两句匀一匀的……

他想归这么想，但回答却诚恳：“我见识不及先生深，不过从小识得个邻居妹妹，她一向是爱恨分明，所以我习惯了先理解她的想法再去解决问题，那日史娘子过来说起受人骚扰，我想既然告状只是治标之法，她更需要的不过是能太太平平做买卖，以后再不遇到这样的糟心事，那最好还是从根本解决。”

谢暎想得就是这么简单，有问题，那就要解决问题本身。

但陶三郎写的那份状子，却是从大盛的商事发展所需来写的，女商无论是在汴京还是在其他各路，早就是随处可见，数量一点也不可小觑，既然女子可以开立铺席，可以考牌当牙人，那自然女栏头也早该应时而生。

在他的笔下，这个问题就成了一篇非常典型的策问。

然而陶三郎听了谢暎的回答，先是微微一怔，然后便笑了。

“不错，”他说，“这便是所谓的‘生活智慧’。”

谢暎略感赧然。

陶三郎又道：“其实以人为本也是没有错的，无论你从何种角度出发，所用之策都是为国为民，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不过应试么，却又有些不同。”

谢暎点点头。